大學生紀念抗戰70週年社會實踐報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全民的抗戰、全面的抗戰，是自1840年中國人民反侵略反奴役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華民族由危亡到復興的歷史轉折點。在全民抗戰中，全民族抗日教育如火如荼，在抗戰烽火中絃歌不斷、薪火不絕，為堅持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

抗戰初期，“亡國論”暗流湧動，“速勝論”籠罩一時，抗日戰爭的發展前途究竟如何?根據中日兩國的特點和國際形勢，毛澤東認識到戰爭的長期性，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著名論斷。為了堅持抗戰，最終贏得抗戰勝利，教育必須為長期戰爭服務，必須喚起民眾，必須為抗戰建國準備各級各類人才。教育不僅要考慮抗戰勝利的需要，還要考慮到戰後建國的需要，這為抗戰教育提供了方向。

(一)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教育要為抗戰服務的主張

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了教育要為抗戰服務的主張，把國難教育、國防教育轉變為抗戰教育。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明確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號召進行“三實”教育變革：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義務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明確指出了“支援長期戰爭與取得最後勝利之唯一正確的道路，在於統一團結全民族，力求進步與依靠民眾。”全民族最迫切的任務之一是“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各根據地、邊區政府具體實行抗戰教育的四大政策。

各抗日根據地在抗戰教育政策的指導下，建立了幹部教育與群眾教育、普通教育相結合的新型教育體系。“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有計劃地培養培訓抗戰幹部，就成了“戰鬥任務”。為了教育老幹部，使他們理解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適應抗戰新形勢，同時，為了爭取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為抗戰服務，創辦了許多幹部學校。僅黨中央直接領導的高階幹部學校就達17所，如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延安自然科學院、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等。其中，抗大總校辦學9年，共畢業了8期學員，共29072人。“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根據地到哪裡，抗大就在哪裡紮根。抗大先後創辦了12所分校，共培訓出十萬餘名軍政幹部。“培養一批，輸送一批”，學員們“到人民中去生根、開花”。幹部教育為抗戰勝利和建國復興培養了大批的抗戰建國人才。

群眾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也為抗戰建國服務。群眾教育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培養具有民族意識、有勝利信心、有戰爭與生產所直接需要的知識技能的抗日國民。中國小教育強調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各抗日根據地因地制宜，採用正規的中國小與不正規的村學、識字組、讀報組等多種形式辦學，根據群眾自願原則組織文教工作，實行“民辦公助”。有些根據地頒佈一系列的法令，如《中學法》《國小法》《國小教員任用及其待遇條例》《社會教育組織暫行條例》等，動員、保障教育事業的發展。在條件更危險的游擊區，廣大抗日師生創造了靈活多樣的教育教學方式開展抗戰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有的準備兩套教材，輪流站崗放哨，敵來則應付，敵退則恢復;有的則在地道中堅持教學，宣傳抗日。

(二)國民政府實施戰時教育體制

面對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文教事業的破壞，國民政府為儲存中國教育的命脈，實施戰時教育體制，採取了四大舉措：

一是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入內地。為儲存中國教育的命脈，1937年8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東部高校西遷問題。9月2日教育部下令各校內遷。1938年專門成立了全國戰時教育協會，具體負責高校內遷工作。中國開始了近現代最大規模的教育內遷。北大、清華、南開先是遷往長沙，後再遷雲南，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校師生轉移至西安，1938年再遷至陝南城固、南鄭等處，組成西北聯合大學。整個抗戰時期，全國114所大專院校，有77所內遷。淪陷區90%的高階知識分子、50%的中級知識分子得以轉移到大後方，“儲存了民族的知識力量和控制了對敵作戰的教育制高點。”

二是創辦國立中學，接收淪陷區流亡學生。淪陷區許多中學被迫停辦，師生四散，流亡內地。國民政府教育部改變了以往無國立中學的辦學體制，在內地設立臨時國立中學，專門接收淪陷區流亡學生。1938年2月，教育部頒佈《國立中學暫行規程》，正式設立國立中學。1939年國立中學共34所，主要分佈於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青海、寧夏、綏遠、安徽、湖北等地。

三是設定“教育指導區”，開展反奴化教育。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定了《淪陷區教育設施方案》。設定“教育指導區”，聯絡、吸收敵佔區仍忠於國家的中國小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38年，淪陷區9省4市設定了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祕密的教育活動。1939年正式成立“教育部戰區指導委員會”。1940年，國民政府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國小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國小教師給予津貼補助。

四是設立貸金制，救濟困難學生。由於戰爭，在大後方的很多大中學生失去了經濟來源。為救濟困難學生，1941年教育部規定，凡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直接向學校貸款以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服裝各項費用，並免費提供住宿。1943年又出臺了新辦法，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在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三)民主教育人士積極為抗戰教育服務

眾多民主教育人士為了全民族利益，在抗戰前後奔走呼號、身體力行，積極為抗戰教育服務。陶行知把生活教育發展為國難教育和戰時教育，提出普及生活教育運動四大任務。為配合全面抗戰，他提出了“我們要有全面的教育來配合，以促成全面地抗日戰爭。”他推進生活教育實踐，他收留難童，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為整個民族利益造就人才。晏陽初領導平民教育社，在湖南、貴州、四川等地繼續進行平民教育，提高民眾的抗日救國覺悟和素質。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教社，在西南地區建立了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培養了一大批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民主教育人士以抗戰教育作為抗戰救國的偉大事業，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

抗戰教育是動員人民、教育人民、組織人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條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道路。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此作了經典的概括。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塑造了民族的靈魂、啟迪了民族的智慧、振奮了民族的力量，為抗戰建國和中華民族獲得獨立、解放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一)抗戰教育是塑造民族靈魂的教育

抗戰教育是民族的教育，是全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教育。在教育物件上，包括除了少數漢奸之外的所有中華兒女;在教育內容上，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是喚醒民族自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的教育。這一教育過程，也是塑造民族靈魂的過程。

所有的學校都是抗日基地，都是抗日的種子，都是民族覺醒的發動機。學校的這種功能發揮得益於教育者的自覺。梅貽琦勸勉西南聯大師生：“一個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價值是什麼?我們都是教書的，我們的責任，是要去塑造一個民族的靈魂。”基礎教育增加了抗戰內容，在國小國語課中增加抗戰故事、戰爭訊息，音樂課教學生唱愛國歌曲。這有效地提高了學生們的民族意識、愛國思想。

在高校師生們自覺地喚起民眾的抗戰教育活動中，東北大學具有典型性。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大學全校師生拒絕日本人的誘惑，南下辦學，成為抗戰中第一所流亡大學。流亡與鬥爭之中，這所以抗日之名誕生的大學，愛國主義的種子已然生根發芽。師生們用牆報、油印小報、演講、讀書會等多種形式宣傳抗日。在東大師生的影響下，學校所在的三臺縣成立了“縣抗日總動員委員會”，以城區大中國小師生為主體的20多支宣傳隊，到各鄉鎮教唱《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街頭劇宣傳抗日，散發《抗日讀本》，為購買軍機募捐。在根據地，冬學和民校成了動員群眾投入抗戰的場所，使得民眾認識到抗日勝利不可能自動到來，而是需要全民族英勇奮鬥得來。

通過抗戰教育，不僅提高了全民族對抗戰的認識和抗戰必勝的信心，而且中國民眾經過了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的洗禮，深刻地認識到在家、黨之上，還有國;認識到中華同胞是生死相依的，生則同生、亡則同亡，覆巢之下，沒有完卵;中華民族由渙散、分裂到團結、統一，塑造了國民精神，不僅取得了抗戰的偉大勝利，也為建立偉大的現代國家和偉大民族復興創造了前提條件。許多地方出現了“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場面。埃德加·斯諾在陝北不僅看到了指揮員和戰士們的民族氣節和抗日決心，也看到了普通民眾和少年兒童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切，人們覺得“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再吃苦也不算苦”。淪陷區的師生們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反奴化教育，湧現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人人蔘戰、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是和抗戰教育對民族靈魂喚醒的偉大作用密不可分的。

(二)抗戰教育是啟迪民族智慧的教育

抗戰教育是科學的教育，是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一致的教育。在教育教學組織原則上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在教育內容上是注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教育。這一過程是啟迪民族智慧的教育過程。

因地制宜、統籌謀劃的科學決策是抗戰教育的重要特點。在日軍轟炸平津高校，國民政府謀劃內遷之時，根據各高校不同的特點，將同質性較高的北大、清華、南開組成西南聯大以儲存文脈;將三所異質互補的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組成聯大內遷西北，以適應振興西北教育開發西北的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創新出了各式各樣的辦學形式，如各種識字班、識字組、冬學、青年夜校、民校、夜校、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迴教學等形式，“認字就在揹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如火如荼地開展群眾教育，以提高民眾素質，啟迪民族智慧。

在教育教學方面，根據不同的教育目的，設定不同的教育型別，進行不同的課程和各具特色的教育教學方法。幹部學校的課程以政治、軍事為主，選擇最必須、最主要的課程，如學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國問題、戰略戰術、測繪、射擊等，不求樣樣俱全，講求少而精。民眾教育的教學內容也密切結合生產實際和生活實際，教材可以根據群眾需要自行編寫，教學方法也有所改進。抗戰凸顯了現代科技的重要性，抗戰教育注重科技人才的培養。中共中央1939年在延安創辦“自然科學研究院”，為了大力培養新的科技生力軍，於1940年以自然科學研究院為基礎創辦自然科學院，為抗戰救國做出了重要貢獻。西南聯大在艱難困苦之中，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繼續開展科研、教學。教育部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專撥經費令其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並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期間還選拔了1566名自費或公費留學生赴美國和歐洲各國，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勳王大珩、黃緯祿、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彭桓武、屠守鍔、郭永懷等8人。陶行知在育才學校講，要學習科學，幫助創造科學的新中國。整個中國必須受科學的洗禮，方能適於生存。抗戰建國的大業，都要靠科學的力量完成。科學的教育啟迪了民族智慧，為抗戰建國貢獻了大量人才。

(三)抗戰教育是振奮民族力量的教育

抗戰教育是大眾的教育，是為占人口80%以上不曾受過教育的工農大眾服務的。把一個處於日寇瘋狂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變成一個獨立國絕不是少數人所能成功的。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沒有受教育程度與民族覺悟的提高，大眾就不可能積極投入抗戰。大眾的教育也是實現抗戰教育的基石，必須靠著科學的教育得以實現。

抗戰教育從教育制度到教育內容，從教育形式到教育方法都要符合人民大眾的教育需求。國小寫作課教學生寫抗戰標語、路條、牆報，自然課教學生防空、防毒常識，地理課教學生繪製戰區地圖。民眾教育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內容。邊區和根據地發展進步文化的力量，團結一切抗日的、民主的、自由思想的文化力量，相容幷包，創造性地使教育事業大發展。在國統區，每鄉鎮設中心國小，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佈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用作初等教育經費，後來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通過國共兩黨和民主教育人士的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正規、非正規學校教育以及積極創辦民教館、閱覽室、圖書館等文化設施，在烽火中中國教育事業不僅沒有中斷反而有所發展。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41年，邊區已經辦了5800多個識字班和識字組，吸收了將近4萬人掃盲。使掃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晉察冀邊區，僅據48縣統計，1938年時國小4898所，學生220,460人，到1945年幾乎村村有國小，各縣學齡兒童入學率平均達70%以上，有些縣達到90%。山東根據地1941年時國小有1萬多所，學生40萬人。到1945年時國小已發展到25000所，學生170餘萬人。廣大國民具有了基本的讀寫算能力和防空防毒的知識。僅就國民政府《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資料而言，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發展。學生數由1937年的谷底逐步恢復、發展。

發揚不屈的抗戰教育精神

在抗日戰爭的壯闊程序中，中國人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辦學，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在特殊時期百折不撓、艱苦奮鬥的教育精神，創造出卓越的教育成就。抗戰教育精神是特殊的時代精神，更是我國教育寶貴的歷史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不屈的抗戰教育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教育強國之夢而努力奮鬥。

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先輩興學強國的抗戰教育精神。在國難當頭的時節，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是時刻牽掛國家民族命運，在雪恥強國、學成報國的意念激勵下，在隆隆的炮火聲中組建西南聯大、西北聯大，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等，體現出一代知識分子興學強國的精神風骨。這些學生中的許多人成為國家建設的領軍人物。抗大培養出十萬餘名德才兼備的幹部，他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也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石。

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先輩共赴國難的抗戰教育精神。“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正如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校歌所強調的，民族危難之時，學校不再是封閉的象牙塔，許多愛國青年投筆從戎，踴躍從軍，挺身衛國。西南聯大在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據當時校方記錄，每100名學生中就有14人為保衛祖國投筆從戎，其中還有犧牲的烈士，而在後來的“國立西南聯大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上，列名者832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抗戰後期，國民黨在國統區發起、由三青團主持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應徵，經過訓練後編成的青年軍一部分充實到中國遠征軍中，為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各地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投奔延安，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毅然挺進敵後，在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一切。流亡在大後方的師生靠著這樣一股精神動力，把教育堅持了下來。

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先輩和衷共濟的抗戰教育精神。西南聯大剛成立時，曾定常委會主席由三校校長輪流擔任，一年一輪。張伯苓將權力委託梅貽琦，蔣夢麟也以為西南聯大外事為由將最高權力讓給梅貽琦。這反映了三位校長從大局出發，自覺維護集體利益的團結意識。正是三位校長的精誠合作與相互信任，才使西南聯大的教育成績在今天熠熠生輝。當時西南聯大的總教務長鄭天挺教授也認為“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西南聯大教師之間也在工作與生活中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共同克服困難，致力於學術救國。1938年10月，為躲避空難，華羅庚一家遷往昆明，無處落身，聞一多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請華羅庚與其同住，共度難關。西南聯大在滇八年，三校精誠團結，絃歌不輟，三校能夠克服矛盾，求大同存小異，始終立足大局，謀求長遠發展，這是抗戰時期團結精神的一個縮影。

我們要學習和發揚先輩因地制宜、創新辦學的抗戰教育精神。抗戰時期，徐特立主張教育工作者“發揮天才，大膽創新”，共產黨明確提出改造過去舊教育，建立和發展與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狀況相適應的教育，提出必須實行抗日教育政策，即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如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其次，開闢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相配合，形式多樣靈活的教育格局，是中國人民戰時教育的獨特創舉。可以說，依靠自力更生，創新辦學的開拓精神，開闢在戰時之亂、危難之際堅持辦教育、辦好教育的新道路，是抗戰教育精神的獨有特色。

我們要學習先輩艱苦創業的抗戰教育精神。抗戰時期的學校為遠離敵人炮火，躲避敵機轟炸，大都設在偏遠地區的窮鄉僻壤，學習和生活環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簡，勉強維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廟宇和空曠柴房，再添蓋若干茅房草棚，作為教室或宿舍。西南聯大遷昆後，師生生活困苦，教授的薪水發放不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或外出兼課，或憑藉技藝掙錢，擺地攤、賣文稿，想方設法創造條件，保證科研教學順利進行。抗大校舍更為簡陋，教室牆上塗塊墨漆做黑板，座位大都為土磚，課桌也是在兩座土臺上搭塊木板。對於抗大的辦學條件，毛澤東用“四個沒有”概括：“我們這裡要教員，沒有;要房子，沒有;要教材，沒有;要經費，沒有。怎麼辦?就是要我們艱苦奮鬥。”

抗戰教育精神薪火相傳，與祖國共奮進絃歌不輟，對當前中國教育的改革發展仍有重要啟示：要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放棄教育，確保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要充分發揮教育的多重功能，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意識的教育，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要探索多形式的辦學機制，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培養多樣化的人才，並使之成為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的棟樑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