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老师的文章：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导师——师生情未了

20xx年6月28日：早上六点半，我们一行拖着行李，同时下楼吃早餐。七点，我们坐上了返回长沙的汽车。至此，张家界游览活动圆满结束。在车上，我听见北京王先生对武汉王师母说：为了庆祝这次活动的圆满成功，回长沙后我敬你一杯酒。我把这话记住了，它成了午餐我劝酒的有力武器。

记得昨天中午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北京王先生对武汉王先生说：这次出来，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你探讨一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好好聊聊。确实，这几天基本上是集体活动和体力活动，而且每天都结束得比较晚，他们兄弟俩没有机会坐下来说说话。因此，今天一上车，真还不到一分钟，就见北京王先生说：好，现在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武汉王先生很不好意思，别说请教了，聊吧。学术探讨的话题是从凯洛夫开始的。北京王先生问武汉王先生，你怎么看待凯洛夫的问题。王先生回答说，这是历史问题了，由研究教育史的人去研究吧。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两个人的意见不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我感觉两个人的观点是相同的。从凯洛夫到杜威再到马克思，从人的全面发展到应试教育再到素质教育的提法，从到底什么是知识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再到该传授学生什么知识，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生活再到活动课程，从班级授课制到教师主导作用再到学生主体性，从课程改革的风险性曲折性再到长期性……等等，所有探讨的问题，都是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教育现实问题。三位先生的讨论非常地认真、投入，且富有情趣、发人深省。比如：武汉王先生说：我看到一个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调查，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看了这篇报道我很惊讶，居然有三分之二的人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而我却不知道。再比如，北京王先生十分忧虑地提到，目前许多课改专家所推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学校消亡论”。……在高速上跑，汽车的声音很大，很可惜我不能完全听清楚他们的研讨。我想，如果我随身携带了一个录音机该多好啊。我算了一下，汽车上的第一轮讨论整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第二轮的讨论是在一个小时后开始的。

七点出发，十二点才到长沙，整整坐了5个小时的车。老先生们的身体还真不错。昨天走了这么远，没有一个人说今天腿脚酸痛。5个小时的车程，中途只上了两次卫生间。真为先生师母健康的身体高兴。夫人后来说：看你们下车，一个个精神状态都很好，就你显得很憔悴。确实，这些天我的压力很大，每天又睡得很少，昨天晚上临睡前还吃了两粒感冒药。今天在车上，好想打起精神聆听先生的讨论，但总间或有些昏昏欲睡。

有了前面提的那个由头，中午大家又喝起了小酒。庆祝张家界旅游活动圆满成功，没出任何的意外。

下午，我上班了。几天没有上班，作为单位的领导，不是放心不下，而是有些过意不去。

晚餐，我让李小缨代表我的学生请师爷师太吃饭，邓兰也去了。之所以让李小缨请客，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是我又不能让太多的人参加。与老先生师母喝了酒、合了影，作为我的学生，她们是很幸运的。而我作为学生，更是很幸福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在席间，北京王先生竟说：郭声健是最好的学生!真的让我受宠若惊，为此，我满满地干了一杯。

晚餐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说服了几位先生明天和同学们见面。我知道，要北京王先生答应这件事是何等难的，很显然他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感觉如果不满足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很过意不去。

晚餐后，我们去潇湘大道的风光带散步，天气太不争气，太闷热了。

20xx年6月29日：上午我去省新闻出版局开会，必须参加，不能请假。我把陪护先生的重任交给了我夫人。他们一起吃过早餐后，夫人陪三位师母和北京王先生去了省博物馆，参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武汉两位先生则在宾馆等待会见一个朋友。参观博物馆后，武汉两位师母按计划返回宾馆与朋友见面。夫人则继续陪伴北京王先生和师母去参观了岳麓书院。

先天晚上还考虑过是否让夫人带相机的事情，当时我有些担心万一操作不当，把所有已拍的照片删除了怎么办，这种后果我不敢设想。同时也猜想师母们都会带相机的，结果很不巧，大家都没有带。于是，他们一行三人拍了一张即拍即取的照片。听说王先生非得要我夫人站在中间。后来我与先生见面后，他几次问我，看到照片没有，说明先生很看重这张照片的。在张家界游览的时候，三位先生中就北京王先生总会主动邀请我和停风师弟与他合影。我一直没有回家，自然没有看到。

中午，出版社领导为了给我撑面子，一定要宴请几位先生，最后我答应了。其实，这次活动是我的私事，自然不想沾单位的光。而且我知道，至少北京王先生是不乐意这样的安排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出席这类的礼节性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前年那本反思教改的书出版流产的故事发生过。所以，我事先并没有告诉王先生，我知道一旦他知道了，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只能自作聪明，冒险着把他直接领进了包厢。进包厢后，我才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陈社长很能随机应变，告诉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是他私人宴请先生以表敬意。还好，尴尬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在昨天晚餐的时候，我终于说服了先生们在今天下午和教科院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以及我的硕士生见面。不过，北京王先生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要让他说话;第二，不要探讨课程改革争议的问题。我让邓兰通知博士生，我则通知硕士生，均提醒不要在见面时提及敏感话题，尤其不要说我和博士生讲课的内容，我真怕先生知道后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另外，两位王先生最后推举郭先生代表他们讲话，不过，郭先生当时也并没有答应。就像这些天每次吃饭，两位王先生总是为谁坐主宾位置而“争吵不休”一样，让谁讲话也时退让了半天也无法达成一致。很多时候，我感觉老先生们真像个小孩子，为这等小事吵个没完，这当然说明了先生们感情的真挚。

见面会安排在出版社，下午四点开始的。之所以不安排在教科院，主要是考虑到让这次见面更具有非正式的、私人的意味。没有任何领导们在家，所以我说这样的座谈会纯粹是几代师生的见面会。

正如我在开场白上所说的，不能说老先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大家见面，因为先生已退休多年，深居简出，读书写作，安享晚年，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触了。之所以今天先生们答应和我们学生见面，主要是怕让我这个学生失望，如同我曾答应过大家争取创造让大家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如果我不兑现承诺会让大家失望一样。先生们刚从张家界回来，很辛苦，所以可以说是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来和大家见面的。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次见面会会聊到什么实质性内容，我只希望大家能和先生见个面，和先生合个影，我想大家也都心满意足了的。

座谈会先请郭老师给我们讲话，这是根据昨晚的“约定”。我知道郭老师在两位老先生面前是“不敢”推让的。他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自然聊起了学术问题，是围绕“教育回归生活”这个话题展开的。然后，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也怕太冷场，武汉王先生也讲了话，接着郭老师的“教育回归生活”这一话题，并重点阐述了关于“知识何以有价值”“知识有什么样的价值”“怎么样教给学生有价值的知识”等问题。我当时说：也许先生们说的问题我们同学有些似懂非懂，但是，我们起码能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学问家他们在思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最复杂的问题，是最需要搞清楚却又很难搞清楚的问题。北京王先生呢，很“固执”，就是不说话，我求他，就给我们同学说几句鼓励的话吧，一句话都不说，连先生的声音口音是什么样的都不清楚，大家会很失望的。实在没办法，他说了，主要是讲了讲学风问题，很显然，一旦开了腔，他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充满激情。确实，每位先生的讲话风格都不一样。不知大家用心体会没有，表面上看，三位先生并没有直接涉及新课程改革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所谈论的那些问题都是与新课改有联系的。最后，王先生补充说：听说你们郭老师在你们面前说起过我对他很严格、骂他的事情啊，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我有时候骂他有些让他下不了台的，在这里，我当着大家的面对你们郭老师道歉(重复几次，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对学生说：我将来也向你们道歉)。随后，先生对严格一词的解释是独到的、深刻的：所谓严格，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尊重学生，如果不对学生充满期待，给予他信任，相信他会做得好的话，就不会去骂他批评他;一个是责任，即对自己的学生负责，对自己的这份工作负责。

见面会在合影过后结束了，持续了大概1小时45分钟。

北京王先生后来很认真地说了我，说我不信守承诺，说了不让他说话的，又让他说了。

晚上是教科院宴请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及师母。我真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北京王先生则从来长沙的第一天就说他能不能不去，因为和教科院不熟，要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去怎么都说不过去的。在席上，教科院领导正式邀请三位先生明天上午去教科院和研究生见个面。但北京王先生抱拳说实难从命。教科院不放弃，回到宾馆大堂，院长同样抱拳恳请说：王先生，求求你啦。

回到房间，我和两位王先生聊天，北京王先生还在说“我该想个什么对策不去呢?”武汉王先生批评他了，你这是陷入了存在主义之中。我也趁机“批评”了先生：你怎么老是为了这么点小事伤神，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见个面又有什么关系呢?北京王先生最后说，这次出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要出来。

晚上，武汉的王师母在全权操办着张家界风景图集上的留言和大家的签名事宜。

20xx年6月30日：本想让夫人陪先生师母吃早餐的，但他们要坚决反对，执意要自行解决。

上午8点，我要参加博士生的开题，不能陪先生们。

早餐后，教科院的老师先陪三位先生去看望了他们的一位老同学，然后于8点半的样子到教科院与研究生见面交流。教科院没有准备相机，要我给他们拍了几张。在我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北京王老师悄悄对我说：等会你送王老师郭老师他们走后，要尽快回来接我啊。我告诉他，你也一块走啊。他听后非常高兴，那太好啦!

按我们的约定，9点50分准点结束了座谈会，我也提前离开了开题报告的会场。

此前我就知道，教科院要给三位先生开讲课费，我说他们绝对不会接受的。正如我所料，当他们把讲课费给武汉王先生时，先生说：本来我是很开心，很友好的，你们这么做，别怪我说出粗鲁的话。教科院领导又希望通过我转交先生们，我当然拒绝了这份差事。

我开车把三位先生从教科院送到宾馆和师母们回合。张家界画册上只有我没签名了，我签好名，每人拿着一本，与照片一样，这是历史性聚会的见证。郭先生代表我们这个特殊的团队写下了这样的话：人生易老情难老，张家界游乐陶陶――20xx年6月25日至27日同游于湘西武陵源胜地。

我送武汉的先生师母到候车室，来不及送上车厢，因为中午要陪北京王先生吃饭。

送走他们，我独自开着车回宾馆，一路上感觉很孤单，很伤感……

回到宾馆，与先生聊天。先生不住地感叹，真没想到王道俊老师是一个如此重感情的人啊!

中餐是邓兰和李晓玲两位同学请客。这一顿饭吃得很有学术情调。先生就像是和我们做学术讲座，探讨着关于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的一些具体问题。师母陈老师以前教过国小音乐，也加入到了探讨的行列。此前，先生得知邓兰同学最近在《教育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音乐教学中应确立教师主导作用的文章，还特别叮嘱我，我的学生不要参与到课程改革的论争中来，否则，有的人一旦知道作者是我的学生，而我又是王先生的学生，又会大做文章的。

吃完午餐，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半在宾馆大堂集合，前往火车站。我是四点二十分到的，先生师母则在大堂等候了。

我和夫人一同送先生师母到车站，一直送上了车厢。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忘了给几位先生准备路上吃的东西，可是已经来不及弥补了，非常过意不去。

就这样，都走了。就这样，这次历史性聚会划上了句号。

先生师母们年事已高，这样的见面真的是见一回就少一回，谁都会伤感。

晚上，我接到了武汉两位先生的平安电话，免不了又是一番感谢的话。郭先生和师母在电话那头同时和我讲话，依然是那样的兴奋，久久不愿意挂电话。王老师话不多，他说：这些天辛苦你啦，今天你在送我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你眼睛都有些睁不开，黑了，瘦了……

又及：7月1日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王先生到家后，就来电话了。我当时还没起床。他拨的是我的手机，手机又不放在卧室。起床后，我发现了先生的未接电话，拨过去。先生报平安。说估计我还在睡觉，就没再往家里座机上拨了。并一再叮嘱我，赶紧接着去睡吧。

我当然睡不着了。

有这么一份厚重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师生情谊，我知道，我已经非常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