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

——王贵海研究员访谈录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文革”之初启动，前后动员了10余个单位的约200位科技工作者参与，历时近XX年才告完成。完成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并与人工合成胰岛素一道，被作为中国生物大分子研究的双璧而载入中学教科书。

虽然知名度很高、牵涉面很广，但这项工作的历史过程却还少有人研究。它是怎样启动、如何运作的？带有哪些鲜明的时代特征？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当前的创新研究借鉴？作为该工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王贵海研究员的回忆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王贵海（1941年-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被分配到生物物理所工作，1969起年参加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直至结束，曾任拆合组组长、总装组成员，是该工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副局长，1991-1993年任生物物理所副所长，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副局长，1997-XX年任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

访谈时间：XX-02-27；XX-03-01

访谈地点：王贵海宅

图1 王贵海研究员

赶超型科学工程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trnayala）项目是谁提出，如何上马的？

王贵海研究员（以下简称王）：我于1969年初参加“824”工作[1]，此时它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立题前的酝酿过程我没直接参与。据我所知，这项工作与1964年8月24日毛主席与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有关。在谈论坂田昌一的文章时，毛主席说：“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宇宙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2]他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某些科学研究工作的护身符。

在立题背景上，人工合成核酸与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类似。人工合成胰岛素是在“大跃进”时提出的。那时候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的形势要求科学家提出一个前沿的、人家没做过的赶超型的大题目。胰岛素是比较小的、生物功能明确的蛋白质，桑格（f. sanger,1918- ）刚好于不久之前（1955年）测定出了胰岛素的序列并因此于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多肽合成的基本技术也有了，合成胰岛素在科学上变得可能，所以很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题目。但工作的难度刚开始时并没有被充分估计到。

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提出过程，但据我的理解，核酸合成跟胰岛素合成的背景非常相仿。“文革”开始之后，科研工作该怎么做？那时候一般的科研工作都停了下来，但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也要做一些超前的工作。做什么呢？刚好霍利（r. w. holly，1922-1993）于1965年把trnayala的一级结构给解出来了，并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化学来讲，基团的保护、核苷酸缩合的方法也有了。那时候合成三、五个核苷酸是可能的，包括加拿大、美国、日本的一些在国际上活跃的科学家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大家很自然的想到要人工合成trnayala。在当时，开展科研工作必须拉一个大旗，而毛主席刚好讲过“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所以政治挂帅没有问题。你提其他的题目恐怕就不行，很难得到领导的支持。说老实话，作为研究人员，我觉得把人工合成核酸跟“生命起源”联系起来是很牵强附会的，但当时就得那么说。

大家议论之后就“串联”。这个工作不可能由一个单位来做，胰岛素合成也不是一个单位完成的嘛，所以自然而然想到了大协作，协作单位既包括北京的研究所，又包括上海的研究所。至于在什么背景下找到院里，院里如何去支持，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有这么一个过程我想是不会出格的。

合成核酸和合成胰岛素跟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工程很类似。曼哈顿工程的目标是造原子弹。当时已经掌握了重水的分离技术、核裂变的基本原理，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模型，科学家认为这个模型是可能实现的，但具体的过程天晓得？不知道动用了多少一流的科学家。胰岛素合成、核酸合成也一样：它们都是国家行为，靠集体的智慧形成，在科学上不是胡作非为，有其可行性，但没想到其艰难性，如果想到艰难性就肯定不会去做了。

若放到现在，大家手头都有工作要做，有较充足的经费，再去组织这样的项目，就不会有什么人响应。所以，做这项工作有其社会背景。第一，在那个时候，大家手头没什么科研工作做，只要你提出一个被领导、被国家认可的东西，将其变成国家行为的时候，就有人响应。只要坚持下去，这个工作就有成功的可能性。第二，领导重视。现在领导重视不重视没多大关系，只要有钱，你就能做某项你想做的工作，甚至钱不多也可能坚持做。但在“文革”的时候没有领导的支持是不行的，根本就上不了马。而且，领导重视之后就不能轻易下马，你想下马也下不来。“824”项目也不是没有议论过下马的问题，黎明前的黑暗也经历过，但因为有领导重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第三，这么大的项目一定要协作，即使有钱，在当时的条件下，单靠一个小组，这么大的项目也是做不下来的。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大协作，国家与国家协作，科学家与科学家协作，上百个博士在为同一个项目而工作。能组织力量、领导重视、大协作，这三条社会背景促成了“824”项目的成功。

不管这个项目是谁提出来的，人工合成核酸工作都是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的再现，或者说其思想的自然延续——第一个测定出序列的蛋白质是我们合成的，现在已有一个核酸的序列被测定出来了，我们也要将其合成出来。它们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特殊题目，都是国家的项目。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题目是提不出来的，而其难度、艰苦性，最初都没有充分估计到。

理论联系实际

熊：您是怎么参与进这项工作中来的，其他参与者呢？

王：按我的理解，由哪几个研究所参加这个项目肯定是院里提出的，每个所出几个人也是院里定的，至于具体派哪个人去，则由所里定。我当时在生物物理所一室，室主任（当时称“连长”）找我，说：“贵海，有一个工作，所里抽你去参加。”

其他大部分参与者的情况与我类似，也是因为服从组织分配才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他们大多是文革前一两年才毕业的大学生，连实验室都未必进过，非常缺乏相关的科研基础（在大学的教科书中核酸那一章只有很少几页），更无什么科研经验。

北京“824”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力更生，理论联系实际。当时从国外进口的渠道基本上断了，而国内当时只能提供氨基酸等一般生化试剂，所以研究所需的所有的核苷酸、相关的酶、保护剂都得我们自己做。北京“824”组刚一成立，就下到首都啤酒厂组织了原料组，我被安排做dna单核苷酸原料。为什么做dna原料呢？因为上海“824”组需要合成dna片段。在北京做是因为北京有很多国营奶牛厂。在那儿，除做种牛的外，小公牛都被宰掉。宰牛时我们就提着冰壶，开着三轮摩托过去，把胸腺割下来，带到啤酒厂。我带着几个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小牛胸腺中成功提取出了dna，然后再用桔青酶（磷酸二酯酶）降解dna，经柱分离，得到单体脱氧核苷酸。我们把这个技术移交给了上海试剂二厂，上海试剂二厂再为上海的研究所提供脱氧单核苷酸。

其他一些同志在啤酒厂做什么呢？他们做rna合成所需的单体核苷酸。他们用啤酒厂的废酵母作原料，也是用桔青酶将rna降解成单体核苷酸，再上柱分离。后来也把这项工作移交给了试剂厂。

为了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拿到amp之后，还用光合的方法将其变成atp。atp有针剂，过去我们是进口的，价格昂贵。我们的同志（华陵等人）和一些工人一道，经过反复实验，在首都啤酒厂建立了atp生产车间。“文革”时啤酒生产的经济效益不是很高，但该厂的atp车间的效益很高，可现在他们不做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是polyic的生产，这也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polyic是一种合成的干扰素诱导剂，对于病毒性感染有一定的疗效，现在生物物理所还在和燕京啤酒厂合作做这个项目。所以，核酸合成有应用意义。它开辟了核酸试剂在国内的生产，推动了相关工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

熊：“824”工作是不是也对农业产生了影响？

王：是的。dna原料工作完成后，经张其玖同志安排，我带了北京合作组的五六个同志、首都啤酒厂的两个工人师傅，到南苑旧宫国营农场的科技站，跟在那儿工作的两位农大毕业生合作，住在那、吃在那，一道搞“702”。

我们以南苑的几个农场为据点，在水稻、蔬菜、小麦等作物上做实验，搞得热火朝天。“702”是核酸降解液（是应用废酵母rna降解制作），水稻在插秧之前如果在“702”中浸泡几个小时，它的缓秧时间就缩短了——通常缓秧需要一星期，而浸泡过的只需三、四天。对小麦的处理则是在一定生长期用机器往叶片上喷洒“702”，单打单收，回来后测千粒重，然后进行数理统计。详细情况我就不介绍了。那时候很辛苦，成天在农田里转。全国到处有人来学习，我们就办学习班，在上海、广东等很多地方作了推广。

熊：听说“702”推广了几千万亩。

王：是的。那时候培训了很多干部，还在北京的农业科技展览馆参加了农业科技展览会。大概是1970-1971年间参加的展览会，当时我们还在农场进行相关的实验工作，总理联络员刘西尧还带了人专门去南苑视察，我接待的，对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

研究过程

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核酸合成工作呢？

王：我于1969年到“824”组，马上被安排去首都啤酒厂，然后去南苑，一直到1971年5月份我们才回中关村建实验室。院部从动物所腾出两层楼出来，给“824”组用。实验台都是从遗传所搬过去的。

这时的京区“824”工作基本分成了三个组。一个是拆合组。先从酵母中提纯得到天然的trnayala，然后将其拆开，再将拆得的两个半分子合起来。这个方略受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是启发。能不能合，合起来之后有无活性，这是决定整个分子合成路线的。这个组由我负责。第二个组是酶促合成组。化学合成主要由上海的生化所和有机所来做，酶促合成作为辅助手段，由北京来做。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纯化pnp酶。第三个组是化学合成组，分给北京一个5’半分子的片段，以化学所的同志为首来做。还有一个应用组，是后来成立的。

拆所用的t1酶是我们拆合组纯化的。它有文献记载，很快就纯化了出来。合，先拟用n1酶，然后改用dna连接酶，最后再改用rna连接酶。n1酶也是我们拆合组自己纯化的，而后两个酶则是大片段合成会战组纯化的。我是该会战组的成员，因为会战涉及拆、合工作。1977年之后组织rna连接酶会战组，之前dna连接酶已经拿下了——用超声波将t4噬菌体感染的大肠杆菌破碎，然后从中提取dna连接酶。在rna连接酶发现之前，我们预计，就像存在dna连接酶一样，一定会有rna连接酶。所以那时候就叫陈慎从各种地方去筛选有关菌种。在dna连接酶成功之后很快就找到了rna连接酶。有了rna连接酶之后，没过太久，到1977年底时，拆合工作就成功了。

熊：在你们之前，国际上报道过trna的拆合工作吗？

王：将trnayala拆成两个半分子国外有报道；合成报道也有——那是以色列人在1年前做出的工作，但他们合成的产率低，没测定合成产物的活性。合的工作，我们首先试用n1酶，酶本身提纯了，后来也发表了提纯工作，但没能用它来完成合成。用它来合成，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虽然比较复杂，但后来由于协作组决定用dna连接酶来合成，所以没进行下去。在有模板的情况下，dna连接酶可用于连接rna小片段，用dna连接酶把两个半分子连接起来也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后来发现了rna连接酶，它出来之后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我们摸索出了最适反应条件，使得合成产率达到60%以上，而且产物具有完全的接受和转移氨基酸生物活性。这个结果远远超过当时国际上的同类工作。

1979年时在上海衡山宾馆举行了中国-西德核酸蛋白质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拆合工作的报告，西德代表团的f. cramer团长非常吃惊，当即邀请我去他那儿工作。但参会之前，王应睐有个规定：不许跟外国的科学家谈出国的事；合成完成之后，组织上会安排你们休养，然后安排你们出国。所以我谢绝了f. cramer的邀请。但“824”工作完成之后我还是去了他那里。

拆合的文章后来没放到《中国科学》上发表。1981年时，经邹承鲁的推荐，它在国外期刊bba上发表了出来。

熊：在“824”项目中，科学家的自主权大吗？

王：比较大。所有路线的决定都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区，而是统一由协作组做出的。协作组还决定各相关单位的分工：生物化学所做什么、生物物理所做什么、北京大学做什么，等等。后来成立大片段合成会战组，最后（1979年）又从各所抽调人成立总装会战组——生物物理所是我，生化所是郑可沁、吴仁龙，细胞所是朱莹书，有机所是陈海宝，北京大学是胡美浩。我们集中在生化所7楼。会战什么呢？ 3’半分子的合成（将三个大片段合成为一个半分子），5’半分子的合成（将三个大片段合成为一个半分子）。每次会战都一干就是两三个月。半分子合成之后，总装，把它与另一个天然的半分子合起来（这就是“半合成”），看有无活性。若有，说明这个半分子合成成功了。两个人工的半分子都成功之后，再将它们合起来，测定活性。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做到1981年底才完成。

我们对反应条件做了深入的研究。反应必须是最适的条件，只有这样，需要的中间产物才能最少。半分子需要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前期合成工作的增加量就会很可观。整分子合成的产率，在没有分离之前能达到60%，应当说是相当高的。

熊：完成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王：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激动的。当时愿意执行合成的最后操作的人并不多。要知道，最后合成出来的半分子的数量是很微小的，只有几个毫微克分子（nmol），合成的产率也是知道的，大约60%。一旦做错，那些半分子一旦被损失掉，就得从宝塔的基部、从前面多少克重新开始做。那可是政治事故啊！所以，总装的时候，是一个人操作，几个人盯着。

合成操作结束后，先将产物从凝胶上洗脱下来，然后鉴定其末端，接着测接收活性，再测掺入活性。接受活性比较好测，掺入活性很难测（在无细胞系统下进行微量检测），是细胞所来做的。所以，最后的步骤是在细胞所完成的。后面的过程是用放射性同位素氚来标记的。我们用闪烁计数器来计，本底是十几、二十个计数，一看超过了这个本底，放射性达到了几百个计数（这就证明产物确实有了将丙氨酸掺入到蛋白质中去的活性），大家都激动了。当时比较重要的人物，包括王应睐、汪猷等都去了，大家都很高兴。但大家也都认为得到这个结果是情理之中的事——操作那么严谨，前面的半合成也一直都比较成功，全合成没理由不成功。

后期的工作确实很顺利。不但没出过大问题，甚至连实验纰漏都没出过。当时要求非常严格，每个所做合成实验的都是比较年轻、比较细心的同志。这些同志大概都是实习研究员——当时总装组只有王德宝一个教授。很多同志都没有表现出利的驱动力，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去做——做的工作一定要是国际上最好的。

熊：操作时具体由哪几个人在旁边盯着？

王：总装组的，就是照片（图3）上这几个人。

图2 相关研究人员在观察掺入活性测试结果

（从右至左：王贵海、王德宝、吴仁龙、申庆祥）

图3 相关研究人员在观察最后的电泳测试结果

（从右至左：胡美浩、王贵海、朱莹书、王德宝、吴仁龙、郑可沁、陈海宝）

熊：这些照片是现场操作时拍的，还是以后补拍的？

王：现场拍的。这个工作很受宣传部门重视，当时《解放日报》等媒体派记者盯在那里。1982年1月开学术报告会时，也有很多宣传部门的记者参加。

工作条件

熊：你们当时的工作条件如何？

王：早期特别辛苦。纯化酶时，我成天在低温室里加班加点。那时候没有好的监测仪器，柱层析收集液往往要一个一个测。部分收集器是国产的，经常出毛病，动不动就卡在那儿，所以必须蹲在那里看。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当时也有优越之处：经费不用发愁，大型仪器设备你尽管订好了——当然主要是订购国产的。高速离心机我们先有天津产的，然后有东德的，再后有了日本产的。我们需要一些树脂，就是在“文革”期间，院部也曾特意为我们进口过，但量很少。我们还使用了不少“文革”之前进口的设备。它们大多来自北京生物实验中心。该中心刚成立没多久，人员就去了干校，仪器设备都是新的。它们的高速离心机、紫外分光光度计、红外分光光度计等都搬到我们那儿去了。那些设备还是很好的。我们用的紫外分光光度计是日本岛津的，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了。应该说院部还是尽其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总的说来，那时候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几乎没有经费问题。

熊：824工作总共花了多少钱？

王：工作究竟花了多少钱没有统计，也没法统计。当时人力成本很低，也没有新买很多很贵的仪器、药品，同位素标记的atp也是我们自己做的，现在想来，真正花了很多钱的地方也不是太多。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试剂材料。

工作低潮

熊：“824”工作持续了XX年多的时间，中间有无明显的高潮、低潮期？

王：有。我对此有深刻印象。这项工作前期进展缓慢， 1974年时合成八肽，报了个喜，生化所盖起了一栋大楼。然后1975、1976年时工作转入低潮，大家意志低沉。这时候还没有制备出rna连接酶，合成路线还没走通，而用dna连接酶的话，工作量至少又增加了不少，大家觉得距离胜利还十分遥远，人心有一定的浮动。

熊：1968-1974年间有无低潮？

王：那时候还没看到胜利的曙光，好像盖房子还处在造砖头阶段，人心反倒比较稳定。反正没什么别的事可干，就做这个项目吧。当时维系这个集体的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熊：因为工作进展缓慢，有人把“824”工作文革期间的这8年说得一无是处。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王：前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训练了人。我本人应当说是“824”工作的骨干力量，可当初参与这项工作时，大学刚毕业，还只做过本科毕业论文（有幸到生物物理所去做论文），还不像硕士、博士一样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查文献的能力也有限。其他参与者也跟我一样，绝大多数都没什么知识积累、实验技能的积累。把我们从无到有训练成科研人才，还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确实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出了一些中间成果。

有人批评“824”工作说：时间太长、人海战术、不足为荣。人海战术也是历史造成的。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时，说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然后组织了很多的人去干，包括生产实验原料等，这种做法当然值得商榷。但“824”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最后还是成功了。所以还是有成功经验可言的。现在是大科学时代，这种协作精神还是需要的。虽然大协作不是最好的科研组织方式，但也是一种重要的、必要的组织方式。

政治活动的影响

熊：这项工作的前期是在“文革”中进行的，在工作方式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特点？

王：那时候会议很多。大的会议一般由院部的过兴先先生来组织（参加者包括院领导、所领导、小组负责人等），各相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开会时，总是安排前面一天或半天学毛著或报刊重要文章——这个节目不能没有，否则是件很可怕的事。往往没什么人发言，所以有时候很尴尬，最后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把这一天或半天熬过去。我记得北京大学的沈同教授，他人很好，会议一冷场，他就来一段。学完毛著后大家介绍工作进展，讲述自己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谈论研究工作，最后再调整工作计划，重新分工。1977年之前失败的事情的蛮多的，工作一般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熊：按计划完成的工作几乎没有吧。

王：哈哈。那时候经常制订一些口号，比如说五年完成，八年完成，可这些口号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谁都不提下马之事。这样的决心不能下，没人敢说这句话。越到最后，特别是合成八核苷酸，王洪文作出批示之后，包括院里的领导，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它已经变成政治任务了，大家没有办法，只能往前做。

熊：为什么不学毛著就会很可怕？

王：一个会议，要是连毛著都不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不学，你想干什么？你这个领导还想不想当？当时是这样的思维，不这样做就会对整个业务工作造成影响。

熊：能介绍一下您在“文革”期间所渡过的典型一天吗？

王：在参加“824”工作之前，我们每天先学习一小时的毛著，背《愚公移山》老三篇等，然后就没什么事了，由所里安排写大字报、搞批判等。也有少量例外的，他们还对核爆炸辐射的生化效应等作一点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也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824”组之后，我开始参加业务活动。在工厂里是白天黑夜加班的，因为上层析柱后工作是不能停的。我们与工人师傅处得很有感情，经常在一起学毛著、唱歌、搞联欢等……

熊：过得很快活？

王：是的，很快活。我于1968年结婚，1969年参加824任务，那时候是不大顾家的，我爱人有时候跑到厂里去找我。

1971年后我们回到所里。在我的印象里，上班时间就不怎么学毛著了，只是一星期安排半天政治学习，还有就是经常在下班之后安排政治学习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回到城里家中时已是晚上8点之后了，捅一捅煤炉，再生火做晚饭。晚上学习的时间比较多。也就是说，我们把政治学习的时间安排到了业余。还有，所里重要的批判会我们必须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不敢怠慢）。抓“五一六”、“批林批孔”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一直是业务为主，并没有扔下工作大动干戈去搞批判活动。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批判活动。

熊：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多吗？

王：不少。包括全所的批判会、秋收下乡劳动（一去就是一周至十多天）等。政治活动一星期占去了我们一两天时间，但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业务上。到后来，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任务都是有明确指标的。

熊：经常加班，大家还很积极吗？

王：当时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设备比较差，很多实验都得有人一直在旁边盯着，而一个生化实验经常要做较长的时间（超出八小时之外）。搞原料应用时，我们就住在工厂、农村里。那时候革命责任感很强，是不大顾家的。

熊：后期你们还去农村吗？

王：早期我们在南苑、大白楼设了点，有实验地，成天骑车跑来跑去。后来大家排队去五七干校，每期二室都要去一两人。说起去农村，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当时生物物理所被改为总后825部队。就给了一个番号，没有服装，也没有封官，照样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我们一到农村，农民们却对我们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熊：整个二室有多少人？

王：40多个人吧。我没去过干校。我倒是很想去休整休整。可因为我去过工厂、农村，所以把我排到了后面。而后来河南发洪水，干校就撤了。我们室参加了三期干校，前后共去了5、6人吧。所里安排收小麦等秋收活动时，倒是大家都要去。

熊：当时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是不是有任务？大家必须完成？

王：进入“824”组之后这类活动我就很少参加了。但全院大会大家必须参加（那时候全院常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文革”后期，全院大会少了。有时候来了运动，我们就派个代表写点大字报表表态。

熊：我读过当时的一些会议纪要。它们常常声称近期开展的某某运动，或抓的某项政治学习，对你们的业务工作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写这些话时大家是真诚的吗？

王：这都是官话嘛，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候政治挂帅，形式的东西多一点。在当时来讲，也未必就完全是违心的，但有点辞不达意。政治跟业务的联系其实并不紧密。

熊：您能介绍一下高层领导对这项工作的关注情况吗？

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对这个工作有批示，但我没听说过周恩来、聂荣臻对这个工作有批示。作为语录，我们还学习过毛泽东的“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这句话。说老实话，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觉得“824”跟生命起源的关系是牵强附会的。1980年时，上海有家报纸将这项工作作为解开生命奥秘的一步来报道，我们对此很有意见。我们跟《解放日报》、《文汇报》说，这方面的通稿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写，然后你们再改，发表前交我们过目。所以很多通稿是我和上海的同志起草的。我们就怕他们弄出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出来。《人民日报》1966年12月报道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时，也称其揭开了生命的奥妙[3]。可我们科研人员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熊：我读过你们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上面提到王洪文给824工作作批示一事。该文称，哪里有成果，“四人帮”就把手伸到哪里摘桃子。[4]

王：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意思。那时候“824”工作挂了一个政治招牌，不同的领导都抓这个工作。

集体的智慧

熊：听说有关单位在全合成论文的署名问题上争得比较厉害？

王：“824” 3’半分子合成的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署名“人工合成核酸协作组”，注解上列出参加单位名称。中科院单位排序，记得是按研究所英文字母先后排序。全合成完成后文章发表在1983年《中国科学》上，署名时列出了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协作组就名单问题讨论多次，当时我在德国进修，没有亲身参与，只听说争论比较激烈。后来院部召开会议反复协调，才确定单位次序和各研究单位人员数量、人员排序。涉及XX年许多研究单位的大协作，在表现单位、个人贡献的最后文章的署名上，出现争论是必然的。

在中华世纪坛上刻有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一些国家大事，其中有这么一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于1982年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生化所后连个“等”字都没有。其实这是个非常集体的工作，生化所及王德宝先生当然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如果只提一个所和一个人，还是不合乎事实的。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协作，越来越需要集体智慧。拿生物学来说，它越来越变成了系统科学。像研究代谢、大脑等，很多工作都不是一个科学家能完成的，而需要集成大量科学家的智慧，一步步向前推进。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系统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团结了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最后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合成trnayala也是个系统科学，不仅仅包含合成部分，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研究、探索工作。材料的准备，人力的组织（哪个研究所、哪个科学家适合做什么），路线的探索，这里面不仅仅有学术问题，还有很多非学术问题，后者通过科学工作而表现出来。这项工作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只是几个人的贡献。

熊：这项工作完成后，得到了哪些重要奖励？

王：最重要的奖励是1984年的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和1987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年的奖金为10000元，我分到了几百块。这时候我已经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当副局长了。王德宝先生来看我，带给我这些钱，还给了我一个奖章。

影响和评价

熊：“824”工作完成之后，相关研究者的去向如何？

王：工作结束之后，大家纷纷出国，然后各干各的。我还做trna，更多的改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方面的工作。

熊：那些工作更主流一点？

王：是的。能拿到较多的经费。像生化所，863计划的钱拿了几千万。细胞所的郭礼和等也都做生物技术。我做局长时，生化所所长林其谁跟我讨论过一个问题：863计划对生化所到底是好是坏？生化所本来是最有条件做基础研究的，可在863计划的引导下，他们主要做生物工程去了（他们的主力部队，尤其是年轻人，都参与863项目）。863计划也好，基因工程也好，跟踪国外工作较多，不能说没创新，但真正创新的东西很少。林其谁的话不无道理。但如果他们不拿863计划的钱，他们又从哪里去拿资助，去做什么呢？那时候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金还很少。基础研究的经费是很有限的。

熊：1986年之前，原“824”组的人在做什么？

王：一般都出国了，有很多人不再回来。王德宝先生那个组的主力郑可沁、吴仁龙都在国外未归。他们组也有回来的，接着做trna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研究。我也做这方面的工作。王德宝、刘望夷他们后来出了一本书——《转移核糖核酸——结构、功能与合成》。

熊：您当时去了德国，是吧？

王：1982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到哥廷根马普实验医学研究所f. cramer教授实验室学习。我先学了四个月的德语，然后进实验室，跟一个美国来的博士合作，研究甲硫氨酸trna末端转移酶跟trna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为了弄清楚它跟trna分子的哪些片段或哪些碱基（包括稀有碱基）有识别关系，需要合成缺失某些片段的trna分子，然后测定其生物活性。美国博士的任务是用化学方法合成寡核苷酸小片段。此时小片段的化学合成在方法上已经相当成熟，合成效率很高（当然不同碱基难度有区别），但若超出5个核苷酸以上，产率就低了。他把路线设计好，很多工作交给实验员去做，然后自己做提纯工作。他把小片段合成好之后，交给我做酶促合成大片段。我到实验室时，他已合成了三四个小片段。我用rna连接酶将这些小片段连接起来，产率也很高，可达到60-80%。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合作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论文，发表在nucleic acid research（《核酸研究》）杂志上。虽然并不需要用到特别长的寡聚核苷酸链，但我们完成的合成工作也相当可观——达到了半个trna分子的长度。

熊：距离“824”工作的启动快40年了，现在您如何看待这项工作？

王：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824”是个很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自己得到了锻炼，学到了一些东西，并且经过努力，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要不然，十年“文革”，你不也晃荡过去了？它对于中国分子生物学，特别是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80年代以来，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很快，生物技术方面的一些药物，包括育种、转基因方面的工作，国外出来不久，我们马上也能跟着做，这跟“824”所带起来的队伍有关系。像郭礼和、张其玖等，工作都做得很不错。生物物理所二室的很多同志后来都搞生物技术。接着的863生物技术攻关，也促进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一直到现在，我国生物技术的跟进、发展，在发展中国还是不错的。

熊：这是“824”的长远影响啦。我国的核酸工业也是从你们这儿起步的，是吗？

王：那当然啦。根子就在“824”，它带动了全国核酸工业的发展。

熊：它对我国的科研组织方式可有影响？

王：对一些领导的思维还是有影响的。我当局长的时候，周光召很重视生命科学，他跟我说：“贵海，你是参加过‘824’项目的，现在你能不能再组织一个类似的项目？”在那之前赵紫阳不是批评科学院不“冒泡”么？周光召想让科学院做几个有影响的、“冒泡”的项目出来。在经历了一番调查后，我跟光召说：现在不可能再组织“824”这样的项目了。那时候是大家绝对服从指挥。现在是学术自由。大家有共同兴趣的题目不容易找了，更难组织在一起。还是应由科学家自己去找题目，我们再给予必要的支持。

*作者简介：王贵海，1941年生，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研究员。熊卫民1974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编号：kacx2-yw-001 ）

[1] “824”是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的代号。

[2] 这几句话被收集到小册子《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之中（1968年出版，出版者不详）。

[3] 原文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开了“生命之谜”的大门，在探索自然界奥妙的长途中，跨出了重大的一步。”见：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社论）.人民日报.1966-12-24.

[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批判组.“四人帮”围攻“基础理论”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197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