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非发表获奖的感言

在接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个重要的奖项之际，请允许我简要地追溯一下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巴金先生、李劼人先生等一批文学巨匠，熔铸古今，会通中西，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石，并由此确立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崭新高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作为后辈作家，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个传统的护佑和滋养。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就将看到耸立在远处的另一个巅峰。我指的是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李劼人曾说，一直要等到司汤达和福楼拜等人出现，西方小说才有资格与明清章回体小说相媲美。

在我看来，不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还是明清章回体小说，其实都深深地扎根于伟大的史传文学的沃土之上。《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开头，是这样来描述自己写作《史记》的初衷的。他父亲司马谈曾感慨说，周公死了以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如今孔子死了差不多五百年了，有谁能够出来正《易传》、续《春秋》，绍述《诗》《书》《礼》《乐》之旨？司马迁认为，父亲所暗示并寄予希望的这个写作者正是自己。在《太史公自序》的另一处，司马迁引述孔子的话，接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认为，上述两段话能够准确地反映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缘起和宗旨。这个宗旨也为后代的史学家如陈寿、裴松之、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它不仅是史家著书立说的基本准则，也深刻地影响到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让我来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抱负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

司马迁的遗产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往往意味着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奇崛瑰丽的修辞方法、错综含蓄的文体结构以及朴素华美的语言风格，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司马迁当初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