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青年節論文

五四運動雖早已過去，但是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青年節論文，歡迎大家借鑑欣賞。

關於青年節論文 篇1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説道:“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説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間屋子”象徵寫作環境。五四運動既是一場社會政治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思想領域的啟蒙運動為女性創作提供了“一間屋子”。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第一代女作家應運而生,如陳衡哲、謝冰心、廬隱、石評梅、馮沅君、凌叔華和蘇雪林等。

這些女作家對女性自身的問題表現出了高度關注,正如楊義所説:“婦女題材是她們心靈世界的聚光點。陳衡哲的小説集《小雨點》(她只有一個小説集)共十篇小説,有六篇是寫婦女的。冰心的小説接觸面較廣,但她寫得最好、影響最大的還是婦女題材的小説……廬隱的小説寫女性的佔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華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説幾乎全寫婦女。石評梅的作品,現在看到十幾篇,有九篇是寫女性的。馮沅君的三個小説集,除《劫灰》中有一兩篇不是純粹寫婦女的,其餘作品都以描寫新舊女性的生活和命運為主”。[2]本文將深入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對其中的女性意識進行分析。

一.對舊家庭制度壓抑女性的抗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通過對舊家庭觀的的猛烈攻擊,舊家庭制度在理論層面上雖已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但在實踐層面上卻仍然巋然不動,依舊延續着對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別是對於中下層女性,尤其如此。在蘇雪林的自傳體小説《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親便是舊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寫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終日與媳婦廝守在一起,舊式婦女,多不讀書,不明大義,氣量又比男性天然來得仄狹、自私、瑣碎、喜於猜忌,她對於一個媳婦,若感覺不滿意,磨折起來,那簡直是附骨之疽,療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捱到那做婆的兩腳一蹬,那做媳婦的才有出頭之日……醒秋的母親,便是這種不良家庭制度下犧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歲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現在‘大衍之慶’的年齡止,始終是她婆婆跟前一個沒有寫過賣身契的奴隸,沒有半點享受,沒有半點自由。”[3]由上可見,醒秋的母親便是大家庭結構和家長專制的犧牲品。醒秋對母親的深情裏飽醮着同情,這種感情貫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選擇。作為引領時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艱難的求學既是為理想的圓滿,又是為改善母親的生活狀態,“那時我的願望並不大;只望學成之後,在教育界服務,每月有一二百元的進款……便將母親從鄉下接出來,住在上海,僱個細心女僕伺候她。”作者將小説命名為“棘心”,是取《詩經·凱風》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之義。她以舊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態欲廢去包辦婚姻,但預料到這一舉動將使母親代受其“過”的結局,“不過祖母的咕噥,叫母親怎受得下?這一位家庭裏的‘慈禧太后’對於這個飽受新思潮影響、滿腦子充塞革命觀念的醒秋,固毫無辦法,對於那多年絕對服從她的媳婦,則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過她的關係壓迫孫女的”。為了母親,醒秋放棄了毀婚的念頭,她感到:“我終不能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親!”[3]由此可推斷,若不是對母親的同情與愛憐,醒秋可能會選擇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個時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運。作者在這裏所要表達的,不僅是醒秋對母親的敬愛之情,也是對那些在舊家庭裏忍辱負重的所有女性的關懷與同情,以及對舊家庭制度的強烈不滿。

石評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講述了“我”回家省親的一段見聞。“我”沉浸在“穆靜慈愛的環境”中,突然隔壁傳來一陣女人“慘呼哀泣”的聲音,打聽得知是董二在母親的慫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給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婦,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誰都惹不起她;耍牌輸了回來,就要找媳婦的氣生。董二又是一個胡塗人;聽上他孃的話就拼命的打媳婦”。[4]“我”熱衷於女性解放運動,欲勸説董二孃,因家人曾經嘗試此法,反遭誣陷,故叫“我”放棄了努力。過幾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這事使“我”震驚:“‘十年媳婦熬成婆’,大概他們覺的女人本來不值錢,女人而給人做媳婦,更是命該倒黴受苦的!因之他們毫不干涉,看着這殘忍野狠的人們猖狂,看着這可憐微小的人們呻吟!是環境造成了這個習慣,這習慣又養了這個狠心。”家長專制和夫權統治仍像繩索一樣牢牢地套在廣大女性的頸脖上,一個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圍人“視若罔睹”、“聽若罔聞”,“董二嫂死了!不過像人們無意中踐踏了的螞蟻,董二仍然要娶媳婦,董二孃依盡要當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舊。”[4]在既存的性別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國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對新舊交替時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人們是帶着舊的社會關係去迎接新的觀念。許多男性此前因襲傳統習慣,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學或工作期間,感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不滿於既有的婚姻,渴慕與新女性自由戀愛,於是就釀出了一幕幕為另尋新歡而休妻棄子的悲慘故事。女性小説在謳歌自由戀愛、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時,也對那些被拋棄的女性寄予了關懷與同情。

石評梅在《棄婦》中,講述了表嫂被棄的故事。表哥家是一個專制的舊家庭,表哥結婚後到上海讀大學,愛上一個女學生,於是要求與表嫂離婚,並寫信向“我”解釋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後,責備表哥,“表哥也太不對,他不會為這可憐舊式環境裏的女子思想;他只覺着自己的妻不如外邊的時髦女學生,又會跳舞,又會彈琴,又會應酬,又有名譽,又有學問的好。”[4]

在石評梅的另一篇小説《林楠的日記》裏,“我”——林楠在家養老撫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倆恩愛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歸來。他終於歸來了,可是這次態度冷漠,舉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鐵,從前那樣温柔深愛的琳,近在咫尺遠若天涯。”原來他愛上了女大學生錢頤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沒有偉大的力量,滅熄我心底的悲憤之火。但是琳有個力量逼迫他,離開我,遺棄我,令我的生命沉落。這種局面一佈置,我自然是一個最痛苦最可憐的婦人。”[4]“我”成為棄婦,“維繫我幸福的鏈子斷了,我將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這兩篇小説中,集中表達了對棄婦的同情。棄婦作為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羣體,承受着新舊兩種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們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過為媳、為妻、為母來實現價值,充當了舊時代的犧牲品;另一方面,她們又被新女性所排擠,成為新時代的棄婦。時代的前進已不容她們躲進傳統觀念和生活中尋求庇護,而現代觀念和生活方式又將她們拋離,新舊文化的雙重壓迫造就了她們可悲的命運,在被棄後找不到生命的支點。但她們在現實中的被棄並沒有導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棄,女作家們以敏鋭的眼光和自覺的女性意識關注這一社會現象,同情之餘為她們立言,為她們吶喊,為她們尋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勸林楠道:“時代已經變了,而且你也是師範畢業的學生,受過相當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個屈伏在如此家庭中過這樣的痛苦的日子。”[4]順應時代,迎趕時代,才是棄婦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羣體意識的覺醒

此時期的女性作品中還表現出了女性羣體意識的覺醒。在廬隱的小説《秦教授的失敗》中,秦教授的母親,一個飽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詰問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沉地獄,對不對?”“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讓她受這種齷齪氣嗎?”[5]以全體女性的名義大膽地向傳統性別觀念、多妻制度宣戰。凌叔華在小説《女兒身世太淒涼》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感慨,“中國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沒有法律實地保護,女子已經叫男人當作玩物看待幾千年了”。[6]這些女性都是舊制度和觀念的犧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運,但她們並不哀歎自己的不幸,也不譴責某一個給她們帶來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於女性全體,質疑性別觀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們已具備了女性羣體意識。更重要的是,她們還萌發了以女性羣體的抱團合力來改變女性處境的願望。在廬隱的小説《藍田的懺悔錄》中,藍田説:“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那麼我懺悔以前的,同時我將要奮鬥未來的。”[5]這説明女性已從沉夢中醒來,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識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條件。五四女性小説中凸顯出的女性意識,既反映了少數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識,也激發和喚醒了女性羣體的女性意識的復甦,在中國女性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於青年節論文 篇2

一、引言

關於設計學科(建築、景觀設計、城市規劃)的現代化問題，建築學方面的討論已經有不少了。但在景觀或者説風景園林方面的，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也難怪，生在今日的中國，做一名景觀設計師是幸運又痛苦的：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有以往幾代人都沒有的實踐機會：痛苦的是，這個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劇烈，在混亂的學科定位面前，在如過江之鯽的流派、風格。理論面前，我們又很難把握。思考的高度、時間和深度都侷限着理論的總結。但筆者深信，立足本土，擴大視野，站在歷史與社會發展的高度進行反思，有助於我們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潮流，早日實現設計學科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五四”開始，之後，華夏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20世紀一切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五四”精神，關於新的文化、新的語言、關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永遠值得追懷。某種意義上説，這個現代化的目標只在白話文裏得到最完全的體現，我們的小説，我們的散文，我們的詩歌是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模範。

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運動，它起初試圖通過中國的現代化來實現民族獨立，個人個性的解放和社會的公平。廣義上講，是一場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革命，倡導全方位的現代化。80多年前的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的設計學還在痛苦的草創之中，在現代建築被動輸入的情況下，一切還處於一片矇昧。只是在“五四”這“鐵屋中的吶喊”過後，中國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們才浮出水面，不能説他們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但時間的陰差陽錯、建築文化的特殊性使他們選擇丁多種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繼承傳統建築，一些人探索中國的現代建築，還有一些人則開創性地整理和保護中國的傳統建築文化遺產。無疑這些工作都是當時迫切需要進行的，正是先輩們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設計學科的成就和發展。

85年過去了，從新文化運動的宏偉目標來看，就我們所關心的設計學科成就巨大，但也應有更多的期待。特別是中國園林，幾乎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衝擊，而成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文化及精神的最後避難所(在此申明，決不是要砸爛這些園林，珍惜和保護文化遺產本身是現代設計學的重要精神)。有理由相信，真正實現全面“文藝復興”機會是在當代中國，而在設計學中尤其如此。

二、設計學科的大視野，當代中國面臨的兩大危機：民族身份與人地關係

傳統上，設計行業是不喜歡有人談時代背景、談理論的。我們習慣的是一上來就畫，就展示一點徒手能力，“一張白紙，可以畫最美好的圖畫”，但面對中國這樣一張飽經滄桑的紙張，我們僅僅有一點工程師的知識、有一點美術功底恐怕是不夠的。如果説上世紀50年代陳佔祥先生提出不要讓建築師變成描圖機器，是呼籲回到設計學科本身的話，在設計人員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種大的。不侷限於設計學科本身的視野。

那麼，對於設計學科來説，這樣的大視野是什麼?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處的時。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説，首要的認識是中國是正處在一個邊緣上的大國，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邊緣，在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邊緣，正是一個蓬勃發展而又充滿危機的時代。“危機”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險與機遇同在。沒有危機意識就不可能有復興。處在這樣的中國、在這樣劇烈變化的邊緣中，如果不是愚昧無知的話，看不見前景和機會無疑是悲觀主義的，而裝着看不見危險則顯然是不道德的。

基於“危機”與復興的關係，有一種説法認為，世界上曾經有兩大文藝復興，一個是歐洲的原本意義上的文藝復興(1350-1600)，來源於包括黑死病在內的危機和恐懼，它促使人類擺脱了宗教的矇昧，開始走向科學理性與人性的時代，最終成為工業革命和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第二大類似意義上的“文藝復興”是在20世紀初的美國，來自與歐洲獨裁主義者的戰爭、冷戰和核武器的恐懼和危機，從而有了現代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將人的創造力與創業精神體現到了極致，是信息時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就“五四”和與之幾成同義詞的新文化運動而言，當年中國知識界的危機意識是根本的基礎。可以説文化的落後、社會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國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機意識。

與當年相比、當代中國也面臨兩大危機，認識這兩大危機足以產生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真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而設計學的領導和推動作用是其它學科和文化領域所不能替代的。

1.第一大危機：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

所謂民族身份或文化認同(Identity)即是梁啟超所謂的“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的個性和特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説，identity被視同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角色和身份。從政治學上講，它是形成國家，建立國家和現代化、民主政治過程的政冶資源，體現在國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徵。作為現象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觀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含義是一個地方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對場所精神的適應，即認定自己屬於某一地方，這個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現象所構成，是一個環境的總體。通過認同該地方，人類擁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與更大的世界相聯繫，併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説景觀是讓會意識形態的體現和符號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説景觀是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證。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而在當今中國尤其令人擔憂。在220xx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們可以説中國有一種鮮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説不存在文化認同問題，傳統中華民族5020xx年了，人家都認同這個民族，黃種人，黃皮膚、認同於我們的祖先黃帝、地理空間上，我們認同於“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整體環境：無論夷夏，我們認同於華夏文化，這個民族的身份鮮明地表現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統下，我們認同於康熙乾隆，認同於唐太宗，甚至認同於秦始皇，我們的身份證便是帝王們的紫禁城甚至於他們揮霍民脂民膏建沒的離宮別苑、士大夫們的山水園林，無數同胞血汗構築的長城，無數勞役開鑿的大運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國，這種民族身份是很鮮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會把中國人稱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漢人，正因為認同了一種獨特的民族特徵，獨特的建築和獨特的文化，翻開到20xx年為止的世界遺產目錄，被認為代表中國的世界遺產有29項，除了其中的4項為自然遺產外，絕大多數是封建帝王、士大夫們的宮苑和死後的墳墓及其為維護其統冶的宗教廟宇建築和軍事設施。我們當然要珍惜歷史遺產，保護和善待它們是文明程度的標誌。但現代中國人，準道還要繼續這種古典的認同嗎?我們當代的文化認同是什麼呢?用什麼來作為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證? 綜觀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看出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的發生有其歷史性，是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開始就有了。文化認同的危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晨重要的動因。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洋務派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勝利和軍閥混戰、民生凋敞的事實反差，使得“五四”先賢們意識到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使得他們從“器”與“技”的局部思考轉而向海外尋求民族解放和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資源，因此在極端的情況下，“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標誌性口號，以至於一些學者對於“五四”徹底顛覆傳統文化長期以來耿耿於懷。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高高飄揚的旗幟。

時代發展列今天，在封閉多年打開國門之後，西方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落差再—次凸顯在中國知識界面前，加之市場經濟的衝擊，文化認同的危機，包括對新的由“五四”和建國以來形成的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危機，在知識界再次發生。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新國學熱”、“後現代熱”、“新市民文化熱”以及各種知識分子話題的討論，多少都表現了尋找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

與此同時，作為民族身份證的中國建築文化在今天正面臨着多方面的危機，包括欣欣向榮的建築市場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撞擊等。這種建築文化危機正是又一次文化認同危機的結果，城市景觀建設中的貪大求洋、歐陸風的興起無不是這種危機的表現。

如果説殖民建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式的公園以及對傳統中國建築的模仿，是“五四”時代第一次文化認同危機在設計學領域的反映的話，“城市化粧運動”正是當代第二次文化認同危機給城市景觀建設帶來的惡果。當代中國設計師應效力於努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絕不應讓“城市化粧運動”背後的落後思想遮擋設計學的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和景觀設計領域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麼?是每—個設計師所應該回答的問題。法國路易寸十四的凡爾賽宮非常宏偉巨大，它跟圓明園是同時代的，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國的紫禁城，是中國封建帝國的經典，同樣令人歎為觀止;當年希克斯圖氏五世(Sixtus V)和相繼的多位羅馬教皇，通過向信徒們賣“贖罪卷”，營造了一個聖彼得廣場。而我們的教科書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當作寶典，頂禮膜拜。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帝國和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都曾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觀，它們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最終來到廠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幾乎每一個城市至少有一個大廣場，幾乎所有這些廣場的模範就是凡爾賽宮前的廣場和模紋花壇，或是羅馬聖彼德廣場，成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廣場：我們在認同古典歐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認同於古代中國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始認同於所謂“最現代”的建築和景觀，傑出的例證是國家大劇院，它是法國建築師在中國首都的“傑作”，它將迫使未來的中國人去認同，另一個例證是中國央視大樓，在傳媒時代央視大樓相當於一個民族最權威的象徵，一張不可誤認的民族身份證，這是中國人正在準備要認同的。我本人不試圖從建築學本身的角度來評論它們，它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築，但是這種建築的背後，作為接受了這種建築的人們，實際上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築。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築，因為，它們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理性，科學與民主。功能服從形式：而是在用10倍、甚至更昂貴的花費，在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展示建築。正是在當代的中國，那些“帝國”建築師們實現了他們的“帝國”夢想。我似乎重新聽到了百年的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中建築師Danid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國主義建築師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新德里的宏偉設計被採用時的興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國主義萬歲，專制萬歲。所幸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國真正走向一個理性。科學、民主和平民化時代的進程，“帝國”建築的短命是可以預見的。作為當代中國設計師，我們更應深刻領會中央的改革與創新精神，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決不應讓“帝國”建築，遮擋民主和科學道路的前景。

邊緣上的中國使我們的文化與民族面臨身份的危機：

2.第二大危機：中國的人地關係危機

回憶新文化運動當年的危機，當時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還沒有生態危機，人地關係危機還沒有今天嚴重，廣大的鄉村還被西方人士描寫成“詩情畫意般的”。而我們這個時代又多了一層危機，就是人地關係的危機。

20xx年，中國人實現了千年的飛天夢想，神州5號邀遊太空，中國人得以親眼看到中國大地的全貌。我則希望這張祖國母親的影像能喚起一個期待復興的民族的憂患意識，那是一幅何等遼闊而又如此枯黃的土地!與她的鄰國相比，她的綠色是何等的稀缺。而如果我們將這影像在某一點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腳樓前，三五位老鄉正用被幾代人使用過的鋤頭，將一株百齡老樟樹，從祖先的墳旁連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葉，從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大樹收購商手裏接過60元人民幣，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機將那斷廠枝葉的詛先手植樹拉往城裏……當它們再次出現在城市景觀大道旁邊或高檔別墅區裏時，已身價萬計，而留給土地的不僅僅是那個黃土坑，還有那黃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僅僅是茂密的柱葉，還有包括那棵樹上的喜鵲和地下的蚯蚓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以及那庇護家園的“風水”。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美化和綠化，在搞所謂的房地產建設和城市建設，而整個過程中，設計師多半是個幫兇。

關於中國高速的城市化進程，許多學者都有論述。據研究，在未來近10多年時間內，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從目前的37%達到65%。同時，伴隨網絡時代的到來，中國大城市的郊區化也已經開始，並日益嚴重，以北京1984年和20xx年的影像對比為例，可以發現城市無節制的蔓延是多麼的快速，大地景觀的變化是多麼的劇烈和讓人生畏。我們在遠離土地，再看未來北京CBD的電腦模擬圖，和國際大都市的另一位競爭者——上海的電腦模擬圖，它們對紐約與香港的認同程度昭示了未來中國居民的身份和處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國人地關係面臨空前的危機。當代中國的人地關係危機主要表現為人口負重與土地資源緊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加劇了這一矛盾。

高速城市化擴張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區的擴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城，城市景觀的湧現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原來的農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種多樣的土地鑲嵌體都變成了單一的城市建成區。大地景觀正在發生着“五千年未有”之變化，其影響無疑是根本性的。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民族生存空間的危機、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是史無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善待土地，在無知與無畏的患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

三、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白話的墟市與白話的景觀

在一個實現廠民族獨立，開始走向國家強盛的時代，面對嚴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關係這兩大危機，繼續新文化運動、重新認識“五四”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和反帝反封建，完成日5年前沒有完全實現的文藝復興的使命，對設計學科的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學革命和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成果。回顧和對照一下當年對文言文的批判，再在當時，由於歷史造成的分離，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早巳脱離昔通民眾，脱離日常生活，僅僅作為一種上層身份的標識存在於正式的通電，文告之中，因此，白話文倡導者們提出要打倒和廢除這些“死文字”、因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而許多舊派人士，卻一定要維護文言文這“天下至美”的文字，維護士大夫與“引車賣漿之徒”相區別的一種身份。所以，魯迅曾講，“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當年尖鋭地批判到：“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正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找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所以他宣告：“死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也許他是偏激了，但他關於白話文的奮力呼喚難道不值得當代中國設計學的聆聽嗎?

作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標誌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85年了，而中國的城市，特別是中國的園林，除了“拆”舊建新外，卻似乎並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洗禮，相反，只要認真考察，便不難發現，這種“拆舊建新”恰恰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學、非民主的反映。暴發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觀成為當今“城市化粧運動”的主角。一向被奉為國粹的封建士大夫園林卻成為中國五千年封建意識形態的最終庇護所，揮之不去的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與橫行於中國城市的化粧運動相雜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是作者對中國目前城市景觀、城市的建築、特別是城市景觀建設的危機感，為什麼中國設計學、特別是景觀設計會落後呢?簡單的講有以下幾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後，從思想文化本身來講，新文化運動沒能繼續走向深層，幾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形態仍然存在於社會深處。

第二，時代的陰差陽錯，很多傑出的設計師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開展現代景觀設計研究和實踐，而層出不窮的政治動盪和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批判，最終都使中國設計界在國際現代設計思潮最活躍的時代，失去了參與交流的機會。一部《城記》、生動地反映了那一代傑出設計學家所經歷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開放後，在已經全方位落後於西方的情況下，文化認同上的混亂導致了兩種反差極大的設計思潮，一方面是崇洋運動，誤解現代沒計的精神，而把西方設計的形式當作現代，另一方面是國粹運動，所謂奪回古城風貌運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是現代化的敵人。而所有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體現在景觀設計教育上的落後，其中包括全民設計美育上的空白。

必須強調的是，白話的建築，白話的景觀和白話城市，決不等於西方現代設計的形式，而是理性與科學，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陳志華先生説得好，“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台灣，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現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們用民主性和科學性去衡量，它們未必有很高的現代性。這就是説，它們仿廣西方現代建築的外形，卻並沒有獲得現代建築的本質。”城市中我們看到很多現代的建築，甚至我們看到央視大樓、大劇院也是現代形式的，但是它們絕不是現代建築的本質，它們沒有現代建築精神，它們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現代的形式，如同舊傳統和古典的形式一樣，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足封建土大大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一百個國家大劇院或一千個央視大樓這樣看似“現代西方”的建築，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個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和百萬個以展示政績為目的和移植堆積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和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愈來愈遠，離和諧的人地關係愈來愈遠。因為，它們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識和暴發意識以及古典中國封建士大夫意識的幽靈附體，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觀現代觀的體現。特別是園林，我們還在搖頭晃腦陶醉於我們的國粹園林，當然我決不是置疑它們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但是如果還是用它的原則，用它的理念來造現代中國廣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現，重拾士大夫精神，那顯然是大錯特錯。

經過20多年，現代精神日益在中國社會中被領悟，我們終於有了實踐和實現現代設計的土壤，所以説，我們有條件來繼續新文化運動沒能完成的使命，將新文化運動進行到設計領域，呼喚城市和景觀設計的白話運動，來建造屬於這個時代的、中國的、日常的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這個“白話文'是什麼?簡單地講，就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它是對中國面臨的民族身份和入地關係兩大危機的應對：

(1)所謂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國人的生活，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從平常和當代生活中找回屬於當代中華民族自己的身份，它的對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國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西方現代。那些強調形式主義和紀念性的，無病呻吟的城市化粧，是白話和平常景觀的敵人。

(2)所謂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適應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過程：回到完全意義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經濟或其 他意義上的土地。重新認識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類的棲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學地解讀和規劃設計的生命系統、土地是充滿意味的符號、土地是人人所以為之歸屬和寄託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關係的和諧。

四、結語

早在40多年前，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兩個學生就發出了《我們要現代建築》的呼籲，可惜時代的錯誤卻讓他們懷壁其罪。幾十年過去了，歷史已經還他們以公正，“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建築”曾是他們的出發點，景觀何嘗又不是如此呢?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景觀，提倡城市景觀的“白話文”，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讓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態化，正是科學與理性，自由與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真正體現，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適宜技術的景觀，正是尊重和適應土地及土地上過程的設計，構成城市景觀的“白話文”，也是景觀和城市特色的源泉。設計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無疑是中國現代設技學，特別是景觀設計學所面臨的艱鉅而令人激動的任務。

最後，作為結論，我們可以説，一個設計是否是現代的、或者是否具有創新意義的，在當代中國的最終評價標準就看它在面對中國當代兩大危機面前是否經得起檢驗，即它能否彰顯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和能否改善當代中國的人地關係危機。

關於青年節論文 篇3

一、歷史背景

五四運動是1920xx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二、歷史過程

1920xx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1920xx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20xx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分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他們打出“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並且要求承辦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併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着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三、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20xx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隨後，還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1920xx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1920xx年11月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隨着這次運動而更加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運動的主流，並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佈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四、五四運動現代的應用

從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角度來審視91年前的“五四”，我們也可以説，“五四”並不是歷史的回聲，它依然“活”在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奮鬥中。

1920xx年5月4日，這個既象徵着狂飆般的社會運動，又具有沸騰的思想文化內涵的日子，已經過去91年了。雖經91年的櫛風沐雨、歲月銷蝕，但“五四”卻依然在人們的心中“活着”。説它活着，是因為在今天人們仍在對它的一切進行着不絕的爭論與不竭的探討。這從一個側面説明，91年前出現的“五四”，至今還具有一種生命的活力!

是的，“五四”並不是悠遠的歷史回聲，也不是尋常的暮鼓晨鐘，更不是被供奉的彩塑，而是以一種獨特的形式熾熱地“活着”。活在人們的爭論中，活在每一次歷史的大變遷後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國人對五四代表人物歷史命運的不衰興趣裏，也活在人們總是在用它來與現實生活的對照中…… 。

作為一支精神火炬，它之所以永不熄滅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在那場運動中，青春的熾熱與憤怒的烈火點燃了趙家樓的那把大火嗎?

我們説“五四”之所以還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它為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鑄就了一種不可違背的“政治鐵律”。當年運動的參與者以極為高漲的喋血神州的愛國精神喚醒了幾億中國民眾，並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一犀利而鮮明的口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入的社會運動，不僅使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一種更為長遠至今仍存的意義。我們所以稱五四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愛國”與“民主”正是這場運動為現代中國定下的“政治鐵律”。91年來的歷史在不斷證明:無論是擁兵自重的軍閥豪強，還是攪濁浪、傾天河的陰謀家野心家，誰不尊重遵循這個“政治鐵律”，誰就會被歷史唾棄，灰飛煙滅。從北洋軍閥到“四人幫”概莫能外。

我們説“五四”還活着，它在現代的應用，還因為它“活”在那個90年前已經提出，至今還在為之奮鬥的理想中。這個理想就是中國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學”與“民主”。如前所述，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但它並不是一種盲目的、排外的愛國運動，而是把愛國與學習外國有機結合的運動，把抗議列強侵華辱華與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加以區別的運動。在主張大膽地、有鑑別地努力地學習外國的同時，“五四”的領軍人物又反對食洋不化的照搬。對這些主張與態度給予最準確、最簡潔表述的就是魯迅先生的雜文名篇《拿來主義》。人們曾經説，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殊不知，我們民族脊骨上這“最硬的”一塊卻是來自先生對世界先進文明的認知，也來自他對中國民族性冷靜的剖折與評判。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秉持的這種高度理性的“拿來主義”態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最為稀缺的“科學”和“民主”寫在了中華民族前進的旗幟上。

即便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需要繼續解放思想的今天，我們仍然應該像五四時期的中國青年那樣，有那麼一股“大膽地説活，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魯迅語)的闖勁。像五四的熱血青年那樣，秉承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的主題，弘揚《新青年》先驅身上的寶貴精神，為“中國模式”的創新發展、“中國道路”的科學發展作出我們的貢獻。

馬克思早就悦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五四”前夕的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過“我(即個人)”與“宇宙”的關係，他寫道:“吾從前……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毛澤東這裏所説的“我”當然不是蠅營狗苟的個人，而是指被舊禮教舊宗法所壓抑的人的尊嚴和人的創造力。因此，從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角度來審視90年前的“五四”，我們也可以説，“五四”並不是歷史的回聲，它依然“活”在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奮鬥中。

所以説，五四運動在現代的應用是影響非常深遠的!!!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鬥。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昇華了的愛國精神。

五、對五四運動紀錄片的觀後感

民國八年即公元 1920xx年，此時已距民國草創八年。而我故國大地卻因軍人各自為政，混戰不已，不僅讓民國政府威信掃地，也讓民國徒有虛名。國內混亂不堪，便讓外國勢力有機可乘。故，蔣中正公的“攘外必先安內”不失獨到眼光。但其推行不合時宜，遭時人唾棄。此是後話，不宜在此多説。

至1920xx年，形式上形成以南京政府為正統的中華民國，方始中國在對外上重新以一個聲音應世。之前的20xx年中，我國之外交，其混亂與糟糕是觸目驚心的，1920xx年巴黎和會即為一證。

相信瞭解這一年的歷史和看過《我的1919》這部電影的觀眾們知曉這樣一個事實:在那次和會上，中國代表提的要求於情於理都是無可指責的，但我們卻得到不公平乃至恥辱的條款。蓋由我國國內政治之糟糕與混亂。弱國無外交是政治家公認的、默認的規則。然，也應作特別分析。以中國之人口、疆域、資源、歷史地位，如若國人尤其各方軍人能團結一點，結果或許會好一點。在和會上表現最猖狂的莫過於日本代表，但我輩均知日本從來都是欺軟怕硬。民國，中國缺的是智慧的政治強人和開化的廣大民眾。而和會上無論是顧維鈞的據理力爭，還是場外中國同胞的示威遊行甚至以肖克儉為代表的激進青年，卻無一例外的為民國平添了些許悲痛和沉重……

外交的失敗，引起國內覺悟者尤其是學生的不滿，於是民國五月四日，三千餘名學生齊集街頭以示抗議，而後引發全國範圍內的罷課、罷工、罷商，這樣一向以蠻橫聞名的北洋政府做出讓步。而這次運動不自覺地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為以後運動作了啟示。後人評價之高，恐怕讓當事人也是始料不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軔，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新起點。

就個人而言，我對1840--1949年這段歷史，年少時是不太喜歡的。因為晚清、民國給了我們太多的恥辱，某種意義上講120xx年裏中國沉淪得太多。或許會看到一些發人深省的東西。鄙人現今已對這段歷史似做鍾情。春秋戰國，三國兩晉，晚清民國均是大動盪、大混亂的時代。可圈可點的人物太多，而且有些仍不失魅力讓後人為之嚮往，其中就有學術之自由。

至於本人，有幸生於中國重新強盛的新新時代，縱然其中仍有幾多不足與缺陷，但都無礙大局，觀今日中國之外交，更加自信與成熟， 大有發揚傳統“繼絕世， 舉廢國，柔遠人，來百工”的大氣精神。從毛主席那一代黨的領導到現在黨的這一代領導，都在積極完善我國的不足之處。身為國人，自然欣慰與自豪。但願諸君能夠像文中所表達的那樣，化愛國熱情於具體行動，自善其身，合適時兼濟他人，做好一大國之國民。

歷史步伐回到了1920xx年，思緒也追溯到了巴黎和會上，烏雲密佈就一定預兆着悲劇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中國從這裏站起來了，他們沒有在和約上留下任何筆跡。

一幅幅中國勞工在戰爭中受奴役的照片，清晰地可以看到他們過着苦不堪言的生活。一片片白色的墓地是勞工們所向往的“天堂”嗎?難道中國人只有遭遇苦難才能得以生存嗎?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憤怒地辯駁了日本代表指責中國未出動一兵一卒竟夢想着獲得利益的謬言。各國代表似乎也認同，響起了掌聲，文化的差異卻有着共同的情感認知。

東方睡獅還是沒有兇猛的抗爭，贏得掌聲，難道是切實的利益，勝利的果實會降臨到我們的頭頂嗎?弱國無外交，此刻一點也毋庸質疑了。

雷雨交加，一個不好的徵兆，山東問題未能如願解決，一羣華人和留學生滿臉的憤慨，無奈與悲痛，顧維鈞真的可以給他們一個明確的解釋與滿意的答覆嗎?

惟獨用鮮血染紅巴黎和會，讓有良知的各國代表知道他們的媾和是中國人用生命換來的。然而，他們在烈火中真的永生了嗎?

一輛黑色的馬車載着中國代表緩緩駛入了和會現場，各國代表們正襟危坐，等待着親手一筆後將帶來無限的利益，中國代表心情是沉重而又是忐忑不安的。顧維鈞走到了紅色的和約本子前，講了一席讓中國人聽了熱淚盈眶而又為之驕傲自豪的話語，斬釘截鐵地説:“中國代表團不能簽字!中國人會永遠記住這沉痛的一天!”合上了和約，大跨步的走出了會場。凝聚的空氣終於流通了，廣場上空的雲朵也散去了，呈現出蔚藍的天空，久久迴盪的鐘聲也在稱讚中國，中華民族崛起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20xx年，我們的1920xx年，中華民族一個不同尋常的1920xx年。

歷史的車輪不停地向前翻轉，中華民族的明天將由我們去譜寫華麗的樂章，跳動的音符此刻已經開始躍躍欲試了……讓我們把真誠的祝福獻給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

六、個人論述

今天，世界正處於總體和平的大環境之下，但是各國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因此而減弱，它以新的形式在新的領域，展開着更為激烈的鬥爭。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也帶給了我們新的威脅。而我們是青年的一代，先輩的努力使我們有了安定舒適的生活，我們應該無愧於我們所享有的幸福和安定，生活的富足不應該使我們喪失鬥志和迷失最起碼的信仰。

畫家之責在於盡顯自然之美，歌者之責在於譜寫生命之音，青年之責在於壯祖國之強大。今年是紀念五四運動91週年，91年一晃而過，也許肖克儉的屍體已溶解在深厚的泥土中，也許他的屍骨正滋潤着一株幼苗，也許正如這株幼苗一樣，他的精神正感染和帶動着新的一代人。

影片《我的1919》深沉厚重，哲理精邃，充滿愛國主義思緒。影片以沉重的筆鋒，撥開歷史塵封，重現了1920xx年風雲激盪的巴黎和會。當時中國作為戰勝國，沒能收回權益，反而蒙受屈辱。中國外交官顧維鈞，憑着愛國良知和外交才能，頂住壓力，堅持公理，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面對列強，公然説不，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第一次，而表現這段歷史的鴻篇鉅製，在中國電影史上也是第一次。

因此，我們應該珍惜現在的大好生活，秉承五四的精神，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多做貢獻!

七、寄語

希望每位具有歷史覺悟的中國人民能在現代化的時代既往開來，繼續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努力提高自己，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