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長”的同時更要注重“調結構”

摘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XX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調控基調。“保增長”是目標，“擴內需”是途徑，“調結構”是核心。其中，“調結構”是對“保增長”和“擴內需”的限制性規定。只有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保增長”才能保出高質量，“擴內需”才能擴到點子上，反危機才能反出長遠效果。只有把“調結構”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遠目標。

關鍵詞：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XX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調控基調。“保增長”是目標，“擴內需”是途徑，“調結構”是核心。其中，“調結構”是對“保增長”和“擴內需”的限制性規定。只有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保增長”才能保出高質量，“擴內需”才能擴到點子上，反危機才能反出長遠效果。只有把“調結構”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遠目標。

一、在“保增長”的同時必須強調“調結構”的重要性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難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世所罕見的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速達9.8％，最近XX年更是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然而，這種高增長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增強國家實力的同時，也積累下諸多矛盾和問題。其根本原因在於，這是一種以生產要素的低價浪費性使用為依託、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徵、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結構失衡的增長方式。事實證明，這種過分依賴外需而忽視內需，重投資輕消費，重二產而忽視一、三產，重大企業而忽視中小企業，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生態環境的結構性不合理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為避免經濟大幅下滑，中央把“保增長”作為一項硬任務確定下來。但這並不意味着結構調整的任務就不緊迫、不重要。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的衝擊暴露出中國經濟自身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受衝擊最嚴重、經營狀況最困難的正是那些技術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後的行業和企業，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經濟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局面仍沒有根本扭轉，資源環境壓力仍不斷加大，高耗能、高排放行業仍增長較快，沒有完成節能減排的預期目標。所以，要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目標，關鍵在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因此，在實行刺激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堅定地進行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升級，促成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能為了“保增長”而“飲鴆止渴”，把那些已經或準備淘汰的落後產能再重新扶持上馬。要嚴防一些地方不顧其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市場條件等亂上項目的傾向繼續存在。中央4萬億救市計劃出台後，在許多地方政府隨後跟進公佈的龐大投資計劃中，的確存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大型基建項目和重化工業項目的傾向。對地方政府來説，這些項目往往具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可較快地、大幅度地拉動經濟增長。但如果不能處理好“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關係，不能用“調結構”有效規範“保增長”的合理方向和合理區間，某些在“保增長”名義下的經濟擴張，就很有可能演變成新一輪低水平重複建設，形成新的產能過剩，為今後的發展設置新障礙。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看問題，必須辯證地看待和處理好“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者之間的關係，使之形成相輔相成、相互轉化的良性循環。“保增長”和“擴內需”的任務雖然很急迫，但必須有利於結構調整。否則，“保增長”和“擴內需”就可能偏離正確方向。重視結構調整，可能要壓縮掉一些項目，影響一些眼前利益，但卻給未來的長遠增長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動力，有利於滿足人們更高的需求願望。另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保增長”、“擴內需”是“治標”，是短期目標；“調結構”、促轉型是“治本”，是長期目標。只有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標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二、調整需求結構的重點

(一)應由過分倚重外需向側重內需轉變

有研究表明，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20％的範圍內，中國外貿依存度卻超過60％，遠遠高於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水平。還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增長率如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近年來，外貿依存度過高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在帶動技術進步、解決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經濟增長對出口的過分倚重，也導致我國受到更多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安全風險不斷積聚。必須意識到，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其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於國內市場的拉動，要由偏重外需轉變到內外需兼顧、更重內需的軌道上來。同時，出口結構本身也需要調整。目前這種工資成本低、資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產品結構，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更加明顯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

(二)把擴大消費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國民經濟發展主要靠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需求來拉動。由於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不一樣，這三種需求對gdp拉動力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近年來，我國許多行業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這在推動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主要是投資率相對較高，消費率相對較低。在歐美髮達經濟體，消費佔gdp比重通常在65％～75％，比重略低的發展中國家，也多佔55％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居民消費而非政府消費。而我國的消費率XX年以前一直在60％左右，從XX年起就迅速降至50％以下，目前只有40％左右。XX年中國gdp總量246619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210億元，佔比僅36.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億元，佔比高達55.6％。這種不均衡的內需結構需要儘快調整。因此，把擴大消費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現實需要，也是實現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合乎規律的正確選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擴大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滿足消費需求，消費的提高有賴於投資的增長和供給的改善。就目前而言，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更根本性的意義。在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從投資約束轉向消費約束、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持因素從投資擴張轉向消費拉動的情況下，擴大消費需求就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投資需求是一種中間需求，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如果不能進入最終消費就沒有意義，只會造成產能過剩。因此，中央在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着力突出民生，有六條措施與民生問題直接或間接相關，包括建設安居工程、發展醫療衞生和教育事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等。它所透露的政策信號是，要把擴大消費放在與擴大投資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地位，想方設法促進人們消費能力和消費品質的提高。

要擴大居民最終消費，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增長速度長期低於經濟增長速度。20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年均增長9.3％，90年代為10.1％。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80年代為7.5％，90年代降為5.2％。職工工資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XX年下降到12％，XX年後下降到10％左右。需要説明的是：國家統計局統計的職工數指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約1.1億，尚不包括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和個體勞動者等。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使國民收入的分配適當向消費傾斜，逐步改變職工工資總額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長期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局面，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是一種具有全局意義的正確選擇。根據黨的xx大確定的收入分配目標和分配原則，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關係，當務之急是要扼制強勢集團憑藉行政權力和壟斷地位謀求自身利益的擴張，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和數量。其中，低收入階層包括：企業退休職q-；以勞動報酬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一線工人；進城的農民工；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商業、餐飲業等服務業中的服務員；一部分就業不充分的青年知識分子等。提高上述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不可能全靠財政轉移支付解決問題，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仍大有可為。如，實施促進就業的公共政策，適度的結構性減税政策，必要的產業扶持政策，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財政支出政策，免費提供的勞動力培訓政策，公共服務向弱勢羣體傾斜的社會政策，等等。這些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實施，會促進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儘快提高，實現黨的xx大提出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目標。

三、調整投資結構應注意的問題

(一)基礎設施投資重點是填補短線和加強薄弱環節

目前，適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是“保增長”的必然選擇，但這並不意味着所有項目都要上。我國基礎設施全面短缺的時代已結束，現在和將來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相對短缺和結構性短缺的問題。處理全面短缺和處理結構性短缺的思路和方法是不一樣的。在全面短缺背景下，投資領域和投資項目的選擇相對來説不很重要，因為無論把有限的資本投向哪裏，都會取得明顯的直接投資效益和外部效應。而在結構性短缺背景下，如果投資領域不當，項目選擇不合理，就不能取得預期的投資效果，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費。在結構性短缺背景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必須突出重點，有所選擇，把填補短線放在首要位置。所謂短線，既包括現期短線，也應包括預期短線。現期短線是指那些現在就已不能滿足社會需要而明顯滯後的基礎設施部門、環節和項目。預期短線則是指那些暫時能滿足需要，但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或短或長的一段時間之後便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基礎設施產業。由於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週期長，在短缺沒有發生之前適宜的時間內就必須做好填補短缺的準備。基礎設施建設填補短線，在具體決策時應慎重做出如下選擇：一是行業選擇。有的行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逐步接近成熟期，其供給能力基本能滿足社會現期和預期需要，就不宜再實行全面擴張政策，而應控制規模在提高運行質量上下功夫。二是區域選擇。基礎設施建設的區域佈局，要把因地制宜發揮區域優勢與縮小區域差距兩個目標有機結合起來。基礎設施投資適當地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傾斜在一段時間裏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傾斜的度，要充分考慮當地直接生產部門的實際需要，脱離實際需要的過度投資只能造成閒置和浪費，而不能幫助當地加快發展。發達地區由於直接生產部門發展快，因此對基礎設施部門也會產生新的需求，對這種客觀需求不能人為地加以抑制。三是項目選擇。加強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的建設，最終要落實到項目選擇上。對投資的部位和環節要進行細化論證，保證把有限的資金用到刀刃上。如，有些地區不是電站少，發電量不夠，而是電網老化，設備陳舊，影響了安全有效供電。對這樣的地區，電網更新改造則是當務之急。另外，在項目選擇上，應優先考慮那些尚未完工的在建項目和前期論證理由充分的項目，要堅決扼制那些盲目上馬項目和拍腦袋工程。

(二)扶持困難行業決不能保護落後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向實體經濟不斷擴散的背景下，不少企業遇到了各種困難，需要國家採取一些扶持政策，但這些政策需要進一步細化，有區別地對待。有些企業運行狀況良好，有自主品牌、技術和核心競爭力，對這類企業政府應鼓勵其進一步發展和做強做大。另一類企業屬於遇到暫時困難，從技術和產品來看，發展前景還比較好，對這類企業國家需幫助它們度過暫時的難關。第三類企業技術落後、產品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對這類企業政府救助的重點不是救企業，而是解決企業破產後帶來的問題，如，就業、困難救助、社會保障等。在經濟危機中淘汰落後企業和落後產能是一種帶有必然性的經濟法則使然，人的主觀意志無法抗拒，也不應抗拒，這是一個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過程。另外，“xx”規劃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尚未完成，決不能在“保增長”的口號下鬆懈下來，把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項目再扶上馬。同時，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鋼鐵、化纖、汽車、水泥等，也不能以“保增長”為名進行低水平重複建設。

(三)投資目標取向要充分考慮就業問題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必須保就業、保民生，這也是“保增長”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依靠大型基礎設施和重化工項目的高速增長是解決不了就業問題的。國內外很多經驗證明，超高速增長往往得益於大型基建項目和重化工的超常規擴張，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的產業結構不易吸收更多的勞動力。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2％～3％的gdp增長就能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而我國現在10％左右的速度還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其根源就在於忽視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政府投資計劃不能向吸納就業有限的大項目過度傾斜，應適度向中小企業傾斜，以有利於保就業、保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