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村经济》有感锦集（通用3篇）

读《江村经济》有感锦集 篇1

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此书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名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时隔的40余年，可以说贯穿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单从时间上说，此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轨迹的见证者;另外在内容上，此书由于中译本出现时间较晚，所以现在大家所见的中译本里一般都会附加费老先生在回国后对江村陆续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情况以及其总结和比较。作者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这些后续的补充也极大的提升了此书的价值：特别是在历史研读和文献价值方面，因为目前还未出现第二本能对某一地区进行的长达60多年的调查和总结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无论上是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还是作为社会学研究著作来看，此书可以说都是首选。而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此书自面世以来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学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入门之选。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

读《江村经济》有感锦集 篇2

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两国经济关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即出现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进入新世纪，这种情况稍有变化。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错误史观和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使中日关系降到历史谷底，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有：

中日贸易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不能和两国贸易的巨大需求与潜力相匹配，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从20xx年至20xx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2723亿美元，增长2.5倍，年均增速为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2627亿美元，增长2.3倍，年均增速为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343亿美元，增长2.7倍多?年均增速为27%;而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073.6亿美元，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

双方贸易失衡趋于加剧。20xx年以前，两国贸易大体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扩大之势。20xx年中方逆差50.3亿美元，20xx年增至240.8亿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来，发展与日本贸易是中国外贸战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国经济分量甚重;近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经济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经济的分量明显上升。20xx年前，日本连续20xx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20xx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减少，从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对日本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近6年来，日中贸易年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

日本虽然至今仍是对华的主要投资国，但投资速度及其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20xx年日本对华投资46亿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对华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日趋减少，从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亿日元减至现在每年仅提供几百亿日元。日本对华贷款更是逐年减少，甚至一度“冻结”，且设定了最终结束对华贷款的时间表。

中日经济关系近年出现一些负面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极右势力抬头，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冲击。主要表现是：受中日政治关系低迷影响，日本国内出现对华经贸“风险论”，其鼓吹者提出要选择别的国家作为日本新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以冲淡和减低其对华经贸的依赖，即所谓“中国+1”方案;日本坚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日本专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国建立自贸关系，可使其GDP年增0.5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日本却宁愿同遥远的其他国家积极推进自贸关系建设，而不肯将与中国建立自贸关系一事提上日程。这些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无疑会造成消极影响。

其二，日本违反平等互惠原则，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加筑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规定对799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定总计达54782个残留标准，是原标准的5.8倍;对没有设定标准的，将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几乎为现有仪器的最低检测限度。这些极其苛刻的规定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

其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品升级换代加速，许多国产商品质量已接近或赶上日本产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对华出口商品质量下降，使得中国消费者对日产品的青睐降温。同时，中国对外资的特惠政策有所变化，开始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进行调整，使之趋于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对华投资的积极性。此外，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各国企业在华竞争激烈，也使日本对华投资增幅下降。日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已从发展中国家毕业”，因而减少了对华发展援助。

读《江村经济》有感锦集 篇3

混沌理论，是系统从有序突然变为无序状态的一种演化理论，是对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内在“随机过程”形成的途径、机制的研讨。

蝴蝶效应来源于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60年代初的发现.在《混沌学传奇》与《分形论——奇异性探索》等书中皆有这样的描述：“1961年冬季的一天，洛仑兹(nz)在皇家麦克比型计算机上进行关于天气预报的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他走了一条捷径，没有令计算机从头运行，而是从中途开始.他把上次的输出直接打入作为计算的初值，然后他穿过大厅下楼，去喝咖啡.一小时后，他回来时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他发现天气变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离，在短时间内，相似性完全消失了.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在气象预报中，称为‘蝴蝶效应’.……”“洛仑兹最初使用的是海鸥效应.”“洛仑兹1979年12月29日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可预言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

“一只老鼠引起的金融风暴”是混沌理论的一个生活实例，是个引子。

(一)我国当前经济的严峻挑战：“两高四低”：

国民储蓄率严重偏高，

预防性储蓄偏高，城市40%，农村60%，并且是沉淀性储蓄，

经济增长中居民收入增长偏低，(影响内需)

国民收入分配中中低收入人群占比偏低，

储蓄总量中居民储蓄偏低，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消费，

国内整体消费水平偏低，投资与消费失衡

感想：我国采取重大财政，货币政策，(积极地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为保增长，更为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错峰，以防产生共振，否则那将是世界的灾难，人民的灾难，现在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保8任务已无悬念，世界经济复苏迹象渐显，是该需要调整政策了——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计得以实现，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节奏走，不能被打乱节奏，不能影响我们中华民族2050年实现伟大复兴的大计，否则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代价太大了!

(二)山西经济下滑的可能因素：

国际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需求萎缩?能源需求

国内因素：有效需求不足，能源原材料价格波动?缺乏世界级视野，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更缺乏人才。

结构性因素：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竞争力下降?产业升级缓慢，唯一亮点在“煤权改革”，但充满争议，结果还不明朗，谨慎乐观。

周期性因素：本轮周期下行阶段?结构单一，抗周期性差。

市场性因素：奥运行情扑空，库存价格变化?缺乏人才，没有全球视野，判断国际经济宏观趋势严重失误，人才匮乏啊，亟待相应措施。

感想：每一个因素都需要我们研究，给于我们启示，我们山西的经济结构太单一，弹性相对较小，所以难以抵御大的“风浪”，我们要调结构，搞创新，培育新的产业，挖掘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的潜力，如文化旅游，餐饮娱乐都是有很大潜力的。

收获：对宏观经济框架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山西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理解，学习了张教授严谨的学术作风，谦逊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