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离职讲话

校长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是办好教育的关键性人物。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仅供参考。

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一)：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共有1318名同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奋力拼搏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你们的老师、辛勤培育你们的家人和一路支持你们的亲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这个场合，给大家讲点什么。大家知道，在过去几次毕业典礼上，我曾经讲过理想、担当、良知、敬畏等这样一些关于价值信念的话题，勉励同学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和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肩负起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重任。这既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选择与坚持。前不久，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书名叫《Outliers》，书的内容与去年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很吻合，我就买了下来，在回北京的路上很快读完了。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机遇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示，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要怨天尤人。这本书讲到加拿大冰球国家队的故事，作者发现在这些国家队选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1、2月份，很少有在年底出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冰球运动狂热的国家，教练们会挑选9到10岁的小选手组成“巡回赛小组”，而分组的时间界线恰好是1月1日，换句话说，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一组。对10来岁的孩子来说，几个月的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些大月份出生的小孩发育更成熟，更容易在同组竞争中胜出。而一个小选手一旦被选中，他将拥有更好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参加更多的比赛。久而久之，这些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就进入到国家队。大月份出生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幸运地获得了那些微小的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把这些机会累积成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国家队选手。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冰球运动中，在美国的棒球运动、欧洲的足球运动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告诉我们，每件事情的起步阶段都很重要，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不要因为是刚开始就不认真去做。同学们，你们离开学校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积累未来发展优势的那个机会。希望大家迈好这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决不要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是要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大家在学校时有不少观看高水平演出的机会。当我们陶醉于婉转悠扬的乐曲时，经常会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并可能会将此归功于他们的非凡天赋。《Outliers》这本书却讲了另外一个发现：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从5岁左右开始学琴，到20岁时，那些具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潜质的学生都至少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被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小时，而那些被认为将来只能成为一名音乐辅导老师的学生只练习了4000小时。这就是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如果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准，他(她)的练习时间通常需要超过10000小时。这个法则也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人士身上。

比如，比尔•盖茨就几乎把自己的青少年时光都用在了计算机程序开发上。从1968年他上七年级开始，到大二退学创办微软公司，这期间盖茨持续编程有7年时间，远远超过10000小时，据说当时世界上有盖茨这样经历的人不超过50个。因此，当1975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时代的黎明时刻，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拥抱第一缕曙光的人，自然非“盖茨”们莫属。前不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来清华演讲，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放弃”。我们的古人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你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获得与众不同的感悟和洞察，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了你的面前，也很难能把握住。所以，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坚持、持续的投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点体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去年下半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清华有一个对话活动。当被问到“在过去3年中哪些是你做的最困难的决策”时，库克回答说，最难的是“决定不做什么”。因为苹果公司有太多伟大的、令人兴奋的想法。他又被问到，是不是要从好的想法中选择最好的想法，去掉次好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库克说，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想法，但苹果公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同学们，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优秀的人而言，选择更是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天你们走向社会，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诱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挫折。每当这时候，你都是在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都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众福祉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是自己从很多人、很多事中得到的三点感悟。当然，即使大家做到了这三点，也未必一定能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刚才童之磊校友就讲到他从20xx年创业至今，所经历的多次挫折和失败。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了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勇于舍弃，你们就会从自己的每一次经历中收获对成功与失败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候，世界依然属于你，创造精彩人生的空间依然为你敞开。正如敬爱的朱镕基学长在纪念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时，对清华同学们讲的那样，“要大胆地试，不要怕失败;你们还年轻，失败了也无所谓”。

谢谢大家!

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二)：

20xx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xx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xx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xx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xx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xx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xx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xx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xx年—20xx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xx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京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三)：

尊敬的王立英副部长，尹汉宁部长，喻云林局长，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你们好!今天是华中科技大学喜庆的一天，我们迎来了新校长丁烈云教授。首先，我向丁烈云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相信在党委、在他和路钢同志的领导下，华中科技大学将迎来新的辉煌。此时此刻，我要衷心感谢中组部、教育部、湖北省委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衷心感谢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这些年给予我的一切，不管是信任、支持、宽容，还是批评;特别感谢路钢同志的智慧、魄力、贡献以及与我合作时表现出的忍耐。自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感谢亲朋和同事对我的支持、鼓励以及类似于“上台终有下台时”那样始终萦绕在我的耳际的箴言。这九年中有太多的事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此刻我最想表达的只是那些因为我的能力不足给学校留下的遗憾，也给我自己留下的诸多遗憾和歉意。

这些年，学校的发展有一些颇为遗憾的地方。我没能把“船舶海洋”四个字写大;文科等学科的发展没有显著变化;医科还欠缺高峰;转化医学中心大楼还未动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还未落到实处;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我希望“让学生自由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生可能还是未脱离那种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对这些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和歉意。

我希望学生们能很好地面对过去与未来。既要知道革命先贤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也要了解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等。如果大学生对国家过去的错误和痛楚多一些了解，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恐怖，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就容易理解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就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从而真正地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未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为了未来，学子们需要何种思想前瞻?需要怎样的思想储备?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现实中的、或者当下流行的价值观。在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这一点上，我做得太少，于此只能感到遗憾。这几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孩子们没少抱怨：自习要抢座位;图书馆关门时间太早;食堂饭菜的质量怎么变差了，到底是不是没赚学生们一分钱?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偌大的校园居然没有一个游泳池;有些运动还得交钱;自行车常常被偷;夏日彻夜难眠;如此等等。我们的工作没能做好，或迟迟才做，我要表示遗憾与歉意。

我不仅感到遗憾且颇为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所谓“学位门”事件。记得有一次我出面与学生对话时，我还反问，为何好多学校如此，其它学校的学生不闹，而我们的学生意见这么大?因为我以为其它大学的独立学院与我们独立学院的情况一样。后来有一位干部告诉我，有的学校的确不一样。当时我心里五味杂陈，真是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而且我的官僚使学校失去了纠正的最佳时机，伤害了部分学生及校友的感情。

谁都赞成大学生应该有健全的人格，但是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够的。有的同学逃避现实社会，让自己龟缩在虚拟的现实中;少数同学欠缺起码的公德;有的人把入党当成实现自己预期和目的的工具;也有人不自觉地成为别人或者某种权力的工具;凡此种种，当看到某些学生心灵田园荒芜的时候，心灵被役使的时候，自然会感到我们的人格教育是有缺陷的。长期以来我们党提倡“实事求是”，但在我们的课堂中，在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中，究竟给他们灌输了多少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我也曾希望我们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不要被意识形态所淹没和遮蔽，也曾想过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然而，作为校长的我却胆怯了。如今只能徒有遗憾了!

上任之初，曾对几位资深学者和老领导说到，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在任期内能使学校的风气变得更好一些。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充满学气，有简单的文化，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回想起来，当初的我竟那么幼稚!后来的我竟变得有几分成熟!我还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学风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人做学问，行忽悠之能事，或则应景，或则奉命，有奶便是娘;有的人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学者的斯文，更无士人的高贵与尊严。所有这些趋利而忘义的现象虽发生在少数或个别人身上，却并不鲜见于我们的校园。我看到了，却无良策，惭愧啊!

我甚为遗憾的是，教师们支撑了学校的发展，给足了学校的体面，而学校却没能给他们足够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部分教师还缺乏像样的办公和实验条件;有一些青年教师收入低、压力大，有很多新进教师眼巴巴地盯着“周转房”;另外有些中老年教师为他们的工作量算计时，其体面和尊严几许?作为校长，我没能在发展与维护他们体面中找到最佳平衡点，实在对不起!

还有我们的离退休人员，收入低，生活拮据。尤其是有些空巢老人，贫困、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他们可是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理应有尊严地安度晚年。部分离退休人员希望在校园里建专门的“老年公寓”供需要特别照顾的老人们度过余生，但我没有同意，至今依然不赞成。然而，我又拿不出办法让他们摆脱困境。对此，我只能仰天长叹，空有遗憾!

很多教育家和社会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大学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我很赞成!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当自由、“实事求是”的欲望和良知被某些僵化的意识所遮蔽时，作为校长的我还是不闻不问;即便对于希望有一点涂鸦自由的学生们，我也没有公开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一个学生愤怒的声音始终在我耳边回：“也许校长大人日理万机，哪能管我们这等屁事!”在此，我要就我的沉默向他们表示歉意。这些年，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生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纵然过去的几年留下诸多遗憾，但未来国家及其教育的深化改革使我们充满希望，新的领导班子也会带来新的活力与气象。我完全相信，新班子会很快地消除因为我的能力问题给学校带来的遗憾。就让你们的遗憾随培根而离去，让你们的希望随新校长而到来!当然，我更希望，党和政府能够逐步消除并非仅存在于华中科技大学中的那些遗憾!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再次真诚地向你们告别!告别大家，我得稍许停歇，让灵魂跟上;我得继续求索，让灵魂安顿何处?我当然会继续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保守的那块领地——教育，即将告别什么?中国的教育将抵达何方?未来我将与大家一起，为崛起的华中大，为独立、自由、责任的华中大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