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页码标注研究

① 具体地，图书、期刊等是页码，报纸是版次，中文古籍的原版往往是卷或部或篇或章，中文古籍的现代影写版、重印版、注释版大多附加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并且经过重新编排的页码。

一﹑页码是学术论文著录纸质参考文献出处的基本要素

一般来说，经过正式出版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总要形成相对固定的﹑由标题正文参考文献(本文研究对象是“纸质参考文献”)等3个部分顺序组成的基本结构。其中，参考文献部分用来标记和注明作者撰写学术论文所引用的主要观点﹑数据﹑事例等的出处，以及作者建立立论﹑进行证论﹑得出结论所阅读﹑推荐的主要著作﹑论文﹑资料等的来源。在当代，参考文献作为撰写学术论文的主要依据，普遍取自书报刊盘网所承载的各种字符信息(用古今中外的文字标点符号记录的信息)。学术论文的作者和编者能否详实地﹑正确地著录与编校参考文献，以方便受众检索﹑验证﹑利用这些字符信息，直接体现作者是否具有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甚至决定该论文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价值，同时也相当程度地证明该论文的编辑水平和出版质量。

对于纸质载体的参考文献，无论是引文类型﹑阅读类型﹑推荐类型的信息资源[1-1]，还是出自图书﹑报纸﹑期刊﹑(学位)论文﹑报告﹑标准﹑专利﹑古籍及其析出文献[1-2]等的信息来源，学术论文的撰写者除了必须著录主要参考文献，列出它们的排列序号﹑责任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等基本要素，通常还要标注所用信息位居参考文献的最终位置——页码①，并且与其他著录要素共同形成参考文献出处的完整记载。因此，页码也是学术论文著录纸质参考文献出处的基本要素。

二﹑学术论文著录纸质参考文献出处中的页码标注分析

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文化传播的现当代，能够大量而集中地发表学术论文的纸质出版物，首先是学术期刊，其次是图书中的各种学术文集，再次是报纸的学术理论版。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这几类纸质出版物刊发的学术论文，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方式很不相同。报纸的学术理论版采用“文中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甚至不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版面容量有限);图书中的学术文集多采用“页下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总体页码多，放在当页页脚方便阅读);学术期刊采用多种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著录方式。

参考文献出处的著录方式影响、甚至决定其中的基本著录要素——页码的标注方法。从学术论文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实际情况看，页码是参考文献出处中使用次数最多、变动最为频繁和最无规律的著录要素。著录的各条参考文献的出处，基本上都要一次标注或者多次标注页码。页码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不管是相同还是不同，它们仅表示学术论文使用的信息在本条参考文献中的精确位置。因此，同报纸和学术文集相比较，学术期刊不但能够充分反映学术论文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问题，而且主要反映著录参考文献出处中的页码标注问题。

以进入我国中文核心期刊阵列的若干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例：

——有的期刊刊发学术论文，采用“文中注”的办法，把参考文献的出处(含页码)留在相关的引文之后或者行文中间[2]。

——有的期刊刊发学术论文，采用“页下注”的办法，把参考文献的出处(含页码)单独放在与引文或者行文相对应的当页页脚[3，4]。

——有的期刊刊发学术论文，采用“文后注”的办法，把参考文献的出处集中搁置在全文文末，即置于正文之后，专门形成论文的一个(辅助性的)独立部分。这类办法分作两类：一类是“部分文后注”，即把参考文献的大部分著录要素放在正文文末，唯独把参考文献的页码要素放在正文部分或者标题部分(并列于标识文后各项参考文献排列序号的右上角标)[5];一类是“完全文后注”，即把参考文献的全部著录要素放在正文文末[6，7-1]，只在正文部分或者标题部分，用右上角标的形式标识文后各项参考文献出处的排列序号。

——有的期刊刊发学术论文，采用“混合注”的办法，通过“页下注”与“部分文后注”的混合，把引文类型的参考文献的出处(不含页码，页码并列于正文部分或者标题部分标识其排列序号的右上角标)放在正文文末，把阅读类型和推荐类型的参考文献的出处(含页码)放在与行文相对应的当页页脚[5]。 显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现行方式并不完善：参考文献出处的著录位置不一致，连带其中的著录要素——页码标注不规范，不仅扰乱参考文献中的基本著录要素——页码的统一标注，还直接间接地浪费版面的有限资源，影响受众的顺利阅读，损害刊物的视觉效果和学术论文的刊发质量。

第一，它造成学术论文刊发版面的格局混乱、功能不清。经过定稿发表的学术论文，依次具有3个功能清晰的“板块”：起引导作用的标题部分，起主体作用的正文部分，起补充作用的参考文献部分。这3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共同组成学术论文及其版面的完整格局。因此，它们本应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然而，“文中注”将参考文献的出处留在引文之后和行文中间，挤占正文部分的自然段落;“页下注”将参考文献的出处放在与引文和行文相对应的当页页脚，破坏正文部分的完整版面;“部分文后注”将参考文献的最后著录要素——页码置于引文之后和行文中间，同样不能排除“文中注”和“页下注”的技术缺陷。运用这些办法著录的参考文献出处，其所在位置割裂了理应作为统一整体、排列规范的参考文献部分。由此，参考文献部分变得零散，论文刊发版面变得支离。

第二，它浪费学术论文的版面资源，重复学术论文的刊发信息，有形地拉长论文篇幅，无形地减少有效信息容量。经过定稿发表的学术论文，必定要占用版面和页码，同时又要精炼文字、浓缩语言，减少篇幅，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有效信息容量。用“文中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尽管使用小于正文字号的字符，却占据本应用来书写正文的位置，拉大所在自然段落的版面。何况，文中著录的参考文献出处，本身还需要使用括号括起来，以示区别。用“页下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尽管不占据正文自然段落的版面，尽管使用小于正文字号的字符，直至采取通栏著录，却不可避免地压缩当页正文的篇幅。何况，当页的参考文献部分与正文部分之间，还要使用占据1个通行长度的多格短线加以隔离，更加占用正文的篇幅。不仅如此，各项参考文献的结尾很难做到占满通行、不留空格而充分利用版面。用“部分文后注”的办法，也不能排除著录的技术缺陷。尤其是，在作者多次使用同篇参考文献的相同内容和不同内容的情况下，上述几种办法都无法做到合理地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都要为多次著录相同的出处、包括页码而重复占用论文的刊发版面。

第三，它影响受众阅读学术论文的效果，降低读者理解学术信息的效率。经过定稿发表的学术论文，便正式提供给受众。这种“正式”意味着论文的作者和期刊的编者对读者负责——内容上信守科学，尊重知识产权;形式上保持规范，便于通顺阅读和正确理解。可是，采用“文中注”、“页下注”、“部分文后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导致正文版面产生不整齐和不明快的状况，程度不同地妨碍受众连贯快速地识读正文的内容，阻挠读者按照意群完整准确地理解文中的涵义。因为，当受众的视觉遇到版面存在着涵义不连贯、语句不衔接、语言不流畅、形象不一致的字符和文辞，就会本能地放慢眼睛扫描字符和文辞的速度，相应地延迟向大脑传输视觉接收到的准确信息，自然不能有效地转换成正确的逻辑思维，反而引起思维逻辑的停顿、往复，甚至中断，致使读者延长思维过程和加重理解负担。

其实，写作、编辑、阅读学术论文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完整准确地阐发、传播、了解和掌握文中的科学见解。实现这个目的，基本上是通过论文正文来完成的。因此，连贯地知晓其中的内容，认真地思考其中的涵义，需要尽可能保持思路连续而不被夹杂的参考文献打断，需要尽可能充实正文篇幅而不被附加的参考文献占据。就是说，人们真正看重和需要学术论文，重点是学术论文的正文部分。学术论文应该建立参考文献部分，但参考文献部分只能作为学术论文的附属部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学术论文的主体部分而占据正文篇幅中哪怕是很少的位置。参考文献部分不仅应该位居正文部分之后，其占用的篇幅也应该少于正文部分实际使用的篇幅。

所以，根据上述分析，采用“文中注”和“页下注”的办法著录参考文献的出处，并不可取。相反，采用“文后注”的办法，则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可以明确地区别参考文献部分与正文部分的作用，清楚地划分两个部分的位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规定，我国的著者撰文和编者编文应该使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7714—2019)》[8-1]，将学术论文所著录的参考文献出处，一律放置在正文部分之后。该标准于2019年10月1日实施。

必须指出，按照国家标准(GB/T7714—2019)的规定，学术论文著录参考文献出处所采用的“文后注”办法，可以实行“顺序编码制”和“著作-出版年制”。这两种体制之下的“文后注”，实质上都是“部分文后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后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大多使用“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仅打算分析和解决“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存在的技术缺陷，以期符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办刊实际，完善学术论文文后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规则。

“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当学术论文多次使用同篇参考文献的相同内容和不同内容的时候，如何合理地著录其出处，尤其是如何科学地标注其中的著录要素——页码。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常见的一类稿件就是，研究某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论文，需要大量使用其言论著作(有的就是其见解非常密集的某篇论著)，离不开运用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见诸观点非常密集的某篇论著)。于是，便要多次著录同篇参考文献的多个出处，特别是频繁标注其中的相同页码和不同页码。在这方面，存在两种多页码标注问题：

第一，分散标注页码。国家标准(GB/T7714—2019)第10章《参考文献标注法》第1节《顺序编码制》中的第3款(10.1.3)规定：“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外著录引文页码”[8-2]，而把参考文献的其他著录要素放到正文之后专门开辟的参考文献区域。这种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的办法，就是典型的、“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它所造成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割裂参考文献出处的整体性，把本应置于文后著录参考文献出处末端的页码，不自然地放到正文中间，从而占据正文篇幅，停顿受众阅读(尽管时间短暂)，给查找参考文献出处的读者带来单独记忆页码和来回翻动册页的麻烦。它所产生的文后参考文献排列序号与参考文献页码并列于正文的引文之后或者行文中间的字符形式，多样而杂乱——既有国家标准(GB/T7714—2019)规定的形式：“〔2〕354”[8-2，6]，又有国家标准(GB/T7714—2019)没有规定的形式：“〔5〕(289)”、“〔3〕P50”、“〔1〕(P895)”，等等。这些不规范的形式，只能加剧正文部分的散乱和版面资源的浪费。

第二，重复标注页码。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执行国家标准(GB/T7714—2019)规定的“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有关。就是说，当学术论文多次(至少两次)使用同篇参考文献处于同一页码的相同内容和不同内容的时候，按照国家标准(GB/T7714—2019)的规定，则要相应地多次(至少两次)著录该篇参考文献的同一页码。这简直是浪费受众(作者、读者、编者)的时间、精力和版面的有限资源。对此，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采取变通的办法，即实行不严格意义的“完全文后注”，把国家标准(GB/T7714—2019)规定的、放在正文的引文之后或者行文中间的、与参考文献排列序号并列的参考文献页码，全部移至正文部分之后的参考文献区域，但是，不取消重复的页码及其排列序号。例如，“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ress,1971,p.58,p.58,p.60,p.60,pp.85-86,p.86,p.120,p.87,p.304,p.304.”[6]。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没有改变浪费版面资源的状况，也使读者查找参考文献的出处，需要记住排列序号再挨个点数对应的页码，十分不便。因此，必须真正改进“文后注”，实行严格意义的“完全文后注”。

上述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即使进入到我国中文核心期刊阵列，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也没有完全执行国家标准(GB/T7714—2019)。因为，这一标准毕竟不是国家的强制性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这些期刊坚持使用原有的著录规则，沿袭自己的著录习惯，但是，依旧没有解决好“文后”著录同篇参考文献的多页码标注问题。严格地讲，“文后”著录参考文献的页码标注方法不完善，原因在于重复标注页码和分散标注页码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三、学术论文文后多次著录同篇纸质参考文献出处的分序号页码标注方法

参考文献出处的著录方式与出处中的页码标注方法，是紧密关联、又要一并完善的两个问题。改进“顺序编码制”主导的“部分文后注”，以形成真正意义的“完全文后注”，进而完善国家标准(GB/T7714—201910.1.3)规定的标注方法，其关键点就是，解决文后著录参考文献出处中存在的重复标注页码和分散标注页码的问题。因为，页码是形成参考文献出处的全部著录要素中最为活跃、最不稳定的基本著录要素。解决页码标注存在的问题，也就从最为基础的角度落实了文后著录的参考文献出处。

为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针对办刊实际，从该刊2019年第1期(第5卷第1期)开始，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范围内，率先提出改进措施，首次实行文后“分序号页码标注法”，比较好地解决了学术论文文后著录参考文献出处经常遇到的、重复标注页码和分散标注页码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编辑工作检验，该刊形成了方便、简明、合理、统一的著录—标注模式，切实节省了稿件处理时间和版面刊发资源。

一是明确正文和参考文献的版面区域功能。据此，严格区分学术论文的正文区域、参考文献区域，把有关参考文献出处的所有著录要素一律置于正文部分(区域)之后的附属区域，按照参考文献出现在正文中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单独形成文后参考文献部分(区域)。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分散著录参考文献出处，尤其是把页码独自搁在正文部分的现象。正文部分的版面因此变得简洁整齐明快。

二是坚持唯一著录参考文献的相同出处，唯一标注参考文献的相同页码。据此，任何一篇学术论文，不论著录多少条参考文献出处，不论标注多少次参考文献页码，只要是相同的出处和页码，毫无例外地只著录一次相同的参考文献出处，只标注一次相同的参考文献页码。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重复著录参考文献出处和重复标注参考文献页码的现象。学术论文的版面因此得到有益的释放而得以更加有效的利用。

三是采用“〔主序号–分序号〕”著录参考文献出处—标识参考文献页码的格式。

在内容上，用主序号表示参考文献出现在正文部分的先后次序，及其在参考文献部分排列的对应顺序。每个主序号仅代表学术论文使用的一种参考文献，不用多号代表同一参考文献，不用一号代表多个参考文献，以此形成参考文献方面的一一对应关系。用分序号专门表示参考文献出处中的页码，按照该页码出现在该参考文献正文部分的先后顺序加以排列。每个分序号仅代表学术论文使用同一参考文献的一个页码，不用多号代表同一参考文献的同一页码，不用一号代表同一参考文献的多个页码，以此形成参考文献页码方面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样，主序号与分序号就共同组成了著录同一参考文献、包含页码在内的完整出处的确定标识。

在形式上，这种标识格式是，用方括号“〔〕”括起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的主序号和分序号，主序号与分序号之间用半字线“–”连接。应用到正文部分就是，主序号与分序号联合使用。〔主序号–分序号〕标注于引文之后和行文之间，以右上角标的形式用作有关参考文献出处的唯一标识，形如——“‘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3-1]”[7-2]，以及“‘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中国的模式[1-1]。’”[7-3]应用到参考文献部分就是，主序号与分序号分开使用。〔主序号〕标注于文后各项参考文献出处之中的各个著录要素之首，〔–分序号〕标注于文后各项参考文献出处之中的页码著录要素之后，以右上角标的形式用作有关参考文献页码的唯一标识，形如本文参考文献部分中的第1、7、8项。而本文参考文献部分第6项著录内容可以简化为：“[1]John Rawls,……Press,1971：58[-1]，60[-2]，85-86[-3]，86[-4]，120[-5]，87[-6]，304[-7].”

写作和编辑文稿，如何运用“分序号页码标注法”处理参考文献中析出文献的多页码，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首先确定从源头文献中析出文献，不再设定从析出文献中再析出文献。之后，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一是从源头文献析出一份文献多页码(实际是源头文献总页码中的一部分)，按照参考文献中析出文献的常规著录格式和“分序号页码标注法”进行处理。例如，“[1]毛泽东.实践论[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3[-1]，290[-2].”二是从源头文献析出多份文献多页码，如无特殊必要，则按照著录参考文献的一般格式而不著录析出文献，只著录源头文献，即源头文献题名后边用“〔文献类型标志〕”，不用“〔文献类型标志〕∥”。源头文献出处中的多页码要用“分序号页码标注法”进行处理。例如，“[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33[-2].”参考文献部分应该著录的析出文献题名，可以变通进正文部分，通过行文叙述著录到引文之前或者行文之中。

由此，国家标准(GB/T7714—2019 10.1.3.)的规定，不适用“分序号页码标注法”。与其相关的、来自国家标准(GB/T7714—2019 10.1.2.)的规定：“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只须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8-2]这一句适用“分序号页码标注法”。接下来一句的规定：“如遇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序号”[8-2]，则不适用“分序号页码标注法”，应该使用“，”代替“-”间隔连续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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